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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农说：“我说过，你一捞反倒佐证我有罪了，你这是害我呢。这事已经和政治搅在一起了，即便我真有罪，你有钱也花不出去，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敢吃这口，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够意思也不是这种够法。”
戴梦岩说：“那不管。你归我了，就要由我负责，我要你是安全的。”
叶子农无奈了，真的是无奈了，倒靠在座椅上，沉默了好久，自嘲地说：“我一直以为我是兵，碰到你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秀才。”
戴梦岩说：“你直接说跟我有理讲不清就可以了，不用拐着弯儿骂人。”
叶子农仍然是半躺着，半答话半自语地说：“我哪还有心思骂人哪，我是怕你这高利贷连本都收不回来。跟我在一起，你会乏味到窒息的。”
戴梦岩说：“那就等到乏味那天再说吧。”这时空姐走过来，又问有什么需要。
叶子农坐起来说：“水，来杯水。”戴梦岩插话说：“香槟。”漂亮的德国空姐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戴梦岩又重复了一句：“香槟。”空姐看看叶子农。
叶子农就摆了一下手说：“那就香槟吧。”一杯香槟酒送来，叶子农喝了几口，嗓子润了，心里的窝火也舒缓了许多。
戴梦岩把一张字条交给叶子农，说：“梁哥已经在北京订好了房间，这是我和梁哥的房间号和电话，1205是你的房间。不管有什么情况，我会一直守着电话等你消息。”叶子农把字条放进上衣口袋。
戴梦岩说：“你不该去纽约的。梁哥早就说过，你会得罪人的。”
叶子农说：“这就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大堆，然后再管它叫命运。”
戴梦岩问：“你心里真的一点不觉得委屈？”
叶子农说：“没人逼你，委屈什么？”停了一会儿，叶子农自语地说：“祖国，人民，一说这些词儿就挺虚的，太远。我他妈运气不好，愣就蹦出个真的让我赶上了，那咋办？兜着叹。”
第二十七章
叶子农乘坐的班机于北京时间15点40分在首都机场平稳降落。
戴梦岩随着旅客往外走，她远远就看见了大批记者聚集在通道出口，这时她突然挽住了叶子农的胳膊，像一对情侣，引起了记者阵里一片骚动，甚至有人惊呼。这是戴梦岩接触叶子农以来最具有宣示性的动作了，叶子农不习惯这样，胳膊下意识地躲了一下，被戴梦岩的两只手牢牢控制了，戴梦岩小声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省得他们瞎猜。”
叶子农一出来就被警察保护了起来，在记者和人群中围出了一小片空地。大厅里迎来送往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戴梦岩的影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偶像竟出现在眼前时，女声的尖叫与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响成一片，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更多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而每个记者都想挤到前面提问，现场喧闹而混乱。
担任戴梦岩安全防护的是梁士乔雇用的北京天鼎保安公司的6个保镖，专门负责戴梦岩从首都机场到人住酒店这一区间的人身安全，这6个保镖个个体格强悍，统一着装，他们贴在警察外围，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保护戴梦岩的安全。一次活动请6个保镖，这在戴梦岩的雇用保镖记录里是不常有的，说明梁士乔对今天的情况有充分的估计。
一名警察手持喊话器不停地在喊：“请大家往后站，不要妨碍执行公务……请大家遵守公共秩序……请大家散开……请大家注意安全……”喊话器是电声的，声音大，中高音突出，把记者的提问和人群的喊声都压住了，只见许多人在张嘴，却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一个中年警察走近叶子农，说：“我是红川公安局的，昨天你跟我们联系过。”
叶子农说：“是的，我跟你们走。”十几名警察在记者阵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把叶子农带走了。
警察走后，刚破开的一个口子就被人群瞬间合拢了，戴梦岩、梁士乔、保镖被记者和影迷团团围住。镜头、闪光灯、话筒、提问、尖叫……戴梦岩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对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卫也习以为常了，她仿佛永远不会失态，永远是星光闪耀的，而梁士乔和保镖却是绷紧了神经，奋力护卫着戴梦岩离开机场。
戴梦岩被保镖护卫着坐进一辆宝马特保专用车，梁士乔坐在前面一辆开路车里，戴梦岩的后面还有一辆车断后，三辆车驶离机场，而后面依然有记者的车在追逐。
到了北京宝丽庄园大酒店，保镖一直把戴梦岩护送到人住的套房，完成了这次路途安全保镖的任务。宝丽庄园是五星级酒店，戴梦岩住在酒店6楼，梁士乔与戴梦岩的房间隔了几个房号，也在6楼。送走天鼎保安公司的保镖，梁士开米到戴梦宕套房的客厅。
梁士乔坐下，说：“能找的人都找了，没人敢膛这潭浑水。”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是啊，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吃这口。”梁士乔说：“有个情况，就在5个小时前，正在日本访问的德国NRG民主联盟主席在记者会上发表道歉声明，向叶子农公开表示道歉，说叶子农被宣布为部长的时候，叶子农本人是不知道的，德国NRG联盟在工作程序上有瑕疵，认为只是补办个手续的问题，却忽略了这种认为是单方面的，并不能真实代表叶子农的意志，德国联盟在手续不完整的情况下就把任免名单上报纽约总部，这对叶子农先生是不尊重的。也就是说，叶子农还在飞机途中德国NRG联盟发表了道歉声明。一会儿你看电视吧，好多新闻频道都有播。”
戴梦岩想了片刻，说：“子农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许道歉声明对子农是有利的。”梁士乔说：“北京方面的新闻频道只做了报道，没有评论。香港新闻频道有评论，认为德国NRG联盟选择这个时间是有用意的，一般会认为这是对叶先生的营救。”戴梦岩说：“黑完了人家再来做好人，政治这东西太阴险了。”梁士乔说：“你是艺人，玩不起政治的。”戴梦岩说：“今天来的全是保镖，北京有那么多朋友，一个都没来吗？”梁士乔说：“我没联系他们。这种惹麻烦的事，还是留点余地大家以后好见面。”梁士乔说完站起身要告辞，说，“你先休息吧，回头找个时间我想跟你谈谈。”戴梦岩说：“早晚要谈的，就现在谈吧。”
于是梁士乔重新坐下，说：“你说过的，你只是跟他接触一下，这还叫接触吗？”戴梦岩说：“以前是，从这次日本餐馆以后就不是了。”梁士乔说：“我在你身上有利益。”戴梦岩说：“我知道，包括所有跟我签约的公司。我也知道从现在起我就算被演艺圈抛弃了，广告、片约、演出……都没了，从此我什么都不是了，我都知道。”梁士乔说：“这些统统可以不计，没有问题，那是你的权利。我想让你明白，不是因为你损失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和那些签约公司损失了什么，是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可能。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按你的标准他攀不上你，按他的标准你攀不上他，就这么简单。你和他都适用一句话：攀不上的。”戴梦岩说：“攀什么？我直接抓手里，由得了他吗？其实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到底看上了他什么？有种，有担当……太多了。我呢，钱有了，名也有了，我还缺什么？不就缺个靠得住的男人嘛。看看演艺圈，有几个女明星是有好下场的？独身、自杀、被抛弃，真正能过上好日子的还剩几个？我是女人，我有女人的考虑，这次在日本餐馆里我意识到，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我就再也没机会了。”梁士乔说：“问题是，抓住了这次，你同样没机会。我怎么都没看出来你是爱他，你是占有。叶子农是可以被谁占有的人吗？你自己信吗？”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想试试。也许有天我想通了，我就给他放生了。”梁士乔说：“我没指望说服你，我只说我该说的。等你冷静了，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现在还来得及，至于怎么挽回影响，我来策划。”梁士乔说完起身走了。
红川公安局专案组的3名警官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将叶子农带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询问地点，北京公安局下属侦查机关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有20多平方米，装有录音、录像设备，审讯台的地面比周围略高一点，对受审专用椅形成了一个俯视的角度。受审者的坐椅是固定在地上的，而椅子上又有固定受审者的特殊器具。叶子农小时候常因打架斗殴进出派出所，没见过这么正规的办案场所，完全不是一张三斗桌两把折叠椅的那个场景。
房间里只有叶子农和红川公安局的3个警官，叶子农一看，不用说，那把受审椅就该是他的位置了，他就走过去坐下。
那位在机场跟他说话的警官从审讯台里侧拉过一把高靠背的椅子，放到受审专用椅前面离审讯台一米的位置，说：“不急嘛，先坐这里。”于是叶子农就坐到警官指定的位置。
3位红川警官在审讯台坐定，负责笔录的警官说：“叶子农，这位是红川公安局刑侦处的沈处长，这位是刑侦大队的黄队长，由我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就你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明白吗？”叶子农说：“明白。”沈处长说：“除了笔录，这里还有录音、录像，如果你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问题。”这是一个貌似告知被讯问者权利的逻辑陷阱，或者叫讯问技巧。如果你是有罪或是需要隐瞒真相，你才存在“有利、不利”的判断，才需要“想”。如果你回答“明白”，至少间接说明你可能是有罪的。
叶子农说：“谢谢。我那点事全是日头之下干的，人证、物证一大堆，甭管有利没利都改变不了事实，没啥可需要想的。”
沈处长说：“那就说说吧。”
叶子农说：“涉嫌嘛，就是你们有疑，疑什么就问什么。”沈处长并没有直接问叶子农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而是问：“你下乡到陕北，对那里的油田很熟吧？”叶子农说：“也不算很熟，村子离油田百十公里呢，又是山路。”沈处长说：“你弄了几把破扳手就开汽车修理厂了，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油田的内部结算制度，用内部支票套购国家紧缺物资，以高于调拨价几倍的价格转手向黑市倒卖，一年卷走200多万，走的时候连厂子都不要了，有这事吧？”叶子农说：“乡镇企业找米下锅，怎么能叫黑市呢？一黑市就不叫双轨制了。我给油田修车拿不到钱，只能拿内部支票提实物换钱，内部支票提实物就是调拨价，实物卖给乡镇企业就是市场价，这是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我只能适应。”沈处长说：“好一个只能适应，你也真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个不说你有前科，姑且就算你只能适应，那说说红川劳务输出是怎么回事吧。”
叶子农回答：“就是劳务输出那回事。”沈处长问：“你的工厂在哪儿？你的劳工都在干什么？你在红川订设备，可最后连一颗螺丝也没运走。”叶子农回答：“劳工违约跑了，说明违约金收少了，不足以起到遏制违约的作用，所以工厂开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沈处长说：“以你的身份，你觉得这么说话有意思吗？”叶子农回答：“在您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身份。”沈处长说：“你在布达佩斯建什么厂不是由匈牙利的市场决定的，是由中国哪个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