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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裤子就可以赚一千多快，我的心情就复杂了，心情一复杂，下面就不听使唤了。
“这么说，杨先生你有一个妓女女朋友，你们却没有性生活，你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我不得不更加深入解释：我都人到中年了，还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家和固定的性伴侣，在性生活上和吃饭一样，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也习惯了。我和蓉儿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离奇和纯洁，我想反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再等两年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何况就是现在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蓉儿不方便接客的时候，我晚上就会到她那里。那时她会穿上我喜欢的各种性感的衣服，就象你们拍的照片中那个样子，按照我的性幻想给我表演各种撩人的姿势，我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当然有时蓉儿会用她的嘴巴和手为我解决问题，就这样。你们一定很看不起我吧，公安同志？
这第二个星期在公安局两位科长的循循善诱下，我终于认识到我已经不是那个骄傲地戴上红领巾，得意地向父母炫耀奖状的我。这个星期我仿佛开始真正认识了自己，战胜了自己，到第三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好象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站在他们的面前，我不但相信自己不再是纯洁的人，而且开始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去杀人，或者已经杀过人。
第三个星期我是在深深的自责和更加深层的反省中糊里糊涂地度过的，这个星期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说话。 两位公安同志在第二个星期协助我认识了“我到底是谁”以后，乘胜追击。我隐约记得他们轮番对我咆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告诉你你是谁！”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并不是自己，公安的两位科长就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如果说上个星期我是被剥光了衣服，让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那里，那么这个星期是灵魂也被赤裸裸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这个星期结束时，我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自己是个什么货色。每次提审结束时，我都几乎陷入昏迷状态。
“杨先生，是你杀了谢婉蓉吗？”星期五下班前，张科长突然大吼一声，随即一切都陷入死寂。我痴迷迷，一会看着张科长发红的眼睛，一会转向李科长肿胀的三角眼，这两双比我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眼睛让我怜悯，何况他们还要回家过大周末。我想承认，结束这一切，但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提醒我，如果我承认了，反而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就这样，我说让我想一个周末，星期一我一定告诉你们实情。
星期六的一整天我拒绝吃饭。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绝食，由于我的意识仍然混乱，我想饥饿是唯一能够让我清醒一些的。到了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想痛哭一场。我以前久不久就会偷偷躲在床上痛哭一场，第二天往往就精神焕发。可是这一次我却无法让自己哭起来，我更加紧张，自己该不是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了吧？
当熄掉灯的时候，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张开想象。我想到多少年前看到的一幅非洲战乱中的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早已俄死的母亲旁边，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接着想到“非典”疾病的受难者，在死亡前不得不和亲人隔离，在最后告别时也得隔着玻璃窗，那种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窗和亲人永别的感觉比生离死别本身更加让人不堪；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觉湿润起来，但还是没有能够哭起来。随即，我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公安收容所里被活活踢打致死的惨景，孙兄弟的年龄和我当年只身闯广州时一样；当我想到孙兄弟在被人象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他心中也一定仍然怀着我当时那样一颗充满期望的心时，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接下来我想到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硬板床上，不知道过去是怎么过去的，现在会如何结束，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终于嚎啕大哭。不一会功夫，我已经整个人泡在泪水中。
星期天下午，我已经恢复了精神。大概四点多钟，看守过来叫我，说有人要带我出去。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审讯室，我随他们进入一个标有“局长办公室 ”牌子的房间 。在里面我看到了原来的老上级…………国家安全部的周局长。他正慈祥地看着我，我想要不是昨天晚上自己几乎哭干了眼泪的话，我一定会再哭一场。我草草地和也在场的李科长、张科长还有另外一位显然是公安分局局长或者也许是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说了再见，就跟着周局长离开了住了三个星期的公安局。
* * * * * * * * * * *
“你怎么知道我在拘留所？”当我们两个已经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幽雅宁静的咖啡厅里坐下来后，我问周局长。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找上你的小公寓，结果在门口发现你的信箱里塞满了信，有的还掉到地上，于是捡起来看，原来都是帐单。”
“当然都是帐单，没有人会给我写信，何况这年头也没有人再写信了。”我木然地说。
“问题是，我发现这些帐单大多过期好几天了。哈，我想，我们的小杨怎么会任凭这些电费水费单过期呢？八成是出事了。”周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过还没有说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关心地问：“他们在公安局里没有折磨你吧？”
“没有，现在不流行体罚和严刑逼供。”我挺了挺三个星期里不是坐就是躺，已经有点僵硬的腰板，说：“其实，公安的同志也并不喜欢这一套，只是有时破案时间紧迫，上级又有压力下来，加上多数情况下嫌疑犯如果早点供出来不但可以节约国家的开支，而且有时还可以救人一命。”
“他们告诉我，你在里面三个星期，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你都不屈不挠。表面上你顺着他们审讯的路子走，实际上你却狡猾地一次次让他们的审讯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是他们这些年碰上的最难搞的嫌疑人， 呵呵。”周局长看我皱着眉头不言语，加重了语气问我：“我是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用刑？！”
“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不可以用刑，他们公安同志很了解法律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局长放下心来的样子，开始为咖啡加糖，“这样说，你什么也没有招认？”
“没有，不过我想我很快就会招认的，我快顶不住了！”我喝了一口珍珠奶茶，感觉一阵舒坦。说实话，在里面时我还真有些想念这种近年开始时兴的奶茶里加上一些韧性的小番薯粒的饮品。
“你要招认什么？”周局长差点把刚入口的咖啡喷了出来，“这么说，你要招认你杀害了那个女子？”
“也许是，可是我没有杀她呀。”
“哦，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们公安的审讯技巧进步得如此之快，竟然快要让你招认了。”周局长又次笑了起来，“真是可喜可贺。”
“在里面住了十天后，我有好几次想，招了吧，因为我对自己有可能杀人或者已经杀了人不再怀疑。有时我甚至想，就算事实上我没有杀人，可我不但有杀人动机，而且我从心里到骨子里都完全可能是名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周局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局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杨，最高审问术一定可以让任何人都按照审问者的意思招认的，我是指招认那些你做过或者根本没有做过的罪行。”
我吃惊地张大嘴巴，疑惑地看着周局长慈善的面孔。我知道在解放初期，周局长干过一段时间的反间谍反特务侦察工作。虽然我根本无法从他现在的外表想象出他当时的样子，不过部里的同事以前就告诉过我，周局长当时可是审讯高手。解放初期，训练有素的台湾特务经过台湾海峡的大风大浪，上岸后又千辛万苦，终于潜伏到北京，可是被抓住后只要在当时的小周面前坐不到一个小时，就稀里哇啦地什么都招认了。想到这里，我的兴趣来了，把深陷进软沙发里的身子提起来，试探着问：“周局长，你是说只要拥有最高审术，你相信每个人都会招认吗？甚至对那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
“不错，孩子。”周局长喝了一口咖啡，声音显得有点低沉 。“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干审讯这个工作的人只要找出嫌疑人的弱点，就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周局长的表情显然没有“迎刃而解”的爽快样，他讲完这句就低下头继续喝咖啡。我也不说话，把眼光从周局长身上收回，再次让自己陷入在沙发里。因为在我的心中，我对周局长这句话并不完全信服，或者说，我还没有完全消化。例如，有些人的弱点隐藏得很深，深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而有些人表面的弱点却并不是致命的。又有些人，就象我，一生无欲无求，得过且过，除了怕死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致命”的弱点。还有一种人，他们连死都不怕，就算你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又有什么作用呢？
气氛一时有些沉闷，过了好一阵子，周局长才抬起头，幽幽地说：“每个人都有弱点呀。”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被咖啡熏得有些湿润，我想他一定是又想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据部里流传， 当时造反派抓住了周局长的致命弱点，害死了一对母子，据说那孩子当时才只有三岁。我不知道详细情况， 也不愿意周局长现在想起这事，於是我转移话题。
“可是如果嫌疑人连没有犯的罪都招认了，那审问人又能得到什么？如何破案？”
“这才是审问的最高学问。”周局长从回忆中醒过神来，“抓住嫌疑人的致命弱点，然后使用精神或者肉体折磨的办法，最后让嫌疑人达到几近崩溃的地步。这时嫌疑人就会破罐子破摔，把什么都倒出来，自己干过的自然会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为了早日解脱，连没有干过的也会供认不违，有时还添油加醋，描写得细致入微。”
“周局长，我真不敢相信，你把这称为审讯的最高学问？”我无法掩盖自己的不解和不快。
“你听我说完，达到这一步需要很高的审问学问，特别是在不许肉体折磨，对嫌疑人使用麻醉等药品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一步，审问人得掌握两点，一是嫌疑人的致命弱点；二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缺一不可。得到嫌疑人口供只是第一步，下面的第二步才是破案的真正关键，那就是审问人需要从嫌疑人的口供中找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我有点似懂非懂，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书都有，可是好象没有教人如何行刑逼供的书！
“审讯者这个时候必须清楚，嫌疑人的口供是逼迫出来的，有真有假。由于人在即将崩溃的情况下，说的真话和假话很容易分辨，所以这个时候审问者分辨真假往往比审问开始时嫌疑人装腔作势说心里话要容易得多。比如拿你的例子来说，如果你真杀害了蓉儿，你会坦白给她吃了什么毒药，以及犯罪细节，而这些细节只有公安在严密的科学解剖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