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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后，已经十二点了。我看周局长想起身离开的样子，我决定切入正题。
“周局长，我来北京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知道，不然你不会急着赶来北京的。”周局长点点头，“你可以稍微快一点说吗？明天一早我还要开会。”
“我尽量吧，不过没有你的配合和支持，我恐怕很难快。”我对周局长眨眨眼。周局长困惑地看着我，点着了一只烟。
“我知道你的工作有严格的保密原则。我也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国家安全战线的人。可是今天我真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周局长一动不动，认真地吸着烟。“很敏感吗？”他沉默了一会才问：“你一向知道规矩的，我看就不用提醒你了。你从简单一点的入手，说来听听吧。十分钟时间一定要停下来。”
“好。”我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我身边的床头灯打开，然后顺手把周局长坐的椅子旁边的落地灯关掉。这样我在亮处，周局长则坐在暗中，加上他呼出的烟，很快我只能看到他模糊的棱角，我想他可以看清楚我。“周局长，你知道我和郭青青的关系。你让我调查郭青青在美国的情况，特别是她整容后的动向。我知道工作纪律，所以无论多么好奇，都忍住没有打听，但你知道我是很难受的。不过周局长，你既然已经知道我和郭青青的关系，却仍然把这样的任务委派给我，可见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
“郭青青整容后的相貌和身份证件等我虽然一样没有调查出来，可是是你直接委派我去调查，这确实让我担心。我对郭青青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第一个请求就是，你是否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也不看烟雾处，一口气接着讲：“从美国回来后，我本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可是我发现有两位同班同学出了事，时间都是在我被关进去的前后。而且一位已经以出卖国家机密罪被收监，另一位也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触犯保密条例。这三件事情让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应该不是巧合吧？！要知道，我们班四十位同学，是八十年代中进入大学的，我们在学校就开始经历混乱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哲学理论的轮番折磨，毕业后又经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改革开放中三次发财致富好机会，盗卖批文、圈占土地和侵吞国有资产几乎都被我们碰上了，然而据我所知，我们同学没有一个出事的。可是这短短的几个月，竟然有两位同学落马，并且一个重罪，一个也不轻。所以我的第二个疑问就是，这和你让我调查我的同学郭青青是否有什么联系？你是否已经知道这种联系？抑或你今天才听说？
“下面谈我最重要的推测，也是我最大的担心，这主要是从我上面两个同学同时出事想到的。周局长，你知道，我们北京大学象其他一些重点大学一样，在毕业生没有自谋出路之前，有些专业几乎是固定为国家某些重要机关部门输送人才的。我们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周总理在七十年代中特别提议设立的，当时和我们北京大学一起设立国际政治系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周总理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从我们国家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出发，要求大学培养自己的国际关系人才。我们这个系培养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从七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底几乎都是国家完全包办分配的，分配单位包括外交部、经贸部、国家安全部和军事院校等，我这里不一一列出。就拿我的同班同学来说，四十个毕业生几乎有三十位分配到党政重要机关工作，我不妨说得再清楚和严重一点，就拿国家安全部门来说，几乎每一个沿海重要省份的国家安全厅都有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专业精通又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才，经过这十几年的工作磨炼，大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可是由于我的两个同学接连出事，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同学都遇到了或者将会遇到类似的麻烦！如果不及时查清原因并且制止的话，严重的问题可能会象流行病一样流传开来。”
我只顾自己说话，但还是忍不住向阴暗中瞟了一眼，烟雾明显接不上，周局长显然被我的话吸引而忘了吸烟。我把头掉开，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我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开展工作始终不得其门这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虽然我们国家特别是你们安全部保密相当严密，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同学之间根本无密可保，你分配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具体工作，干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况、家庭情况等等，同学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说这些还都没有什么，那么更加致命的则是老同学之间几乎都对对方的性格、优缺点、喜好了如指掌，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国外情报机关以这个为突破口的话，情况就严重了。人家国外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虽然也招收大学生，可是没有象我们国家那样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挑选。
“周局长，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是否找到这一弱点吗？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无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点，可是对于我们高中毕业就进入大学，同吃同睡同学习好几年的同窗同学来说，每个人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爱虚荣的话，每个同学都知道；你爱占小便宜， 大家早就不借钱给你了； 你荷尔蒙过多好色的话， 大家住一个宿舍， 睡上下铺，晚上你手淫把床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学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学，而且知道每一个老同学的喜怒哀乐，又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话，后果会怎样？”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周局长，我对广东和酒泉两位同学出事的分析认为，他们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点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么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们的致命弱点呢？我想除非亲戚朋友，否则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我们该担心的就大了，国内的不说，据我所知道，我们班还有派遣到国外工作的，如李建国被秘密派遣到国外从事我太空研究相关的绝密工作，他这样的不是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得尽早撤离他们………………”
“十分钟到了。”烟雾中传来周局长竭力保持镇静的声音。我停下来，却没有动。直到感觉到烟雾消散，周局长站起来，我才转过头。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张慈祥的脸，我叹了一口气。我理解周局长的谨慎，由于我已经不是部里的特工，加上我刚才的问题确实敏感，所以我们采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并且我讲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断或者接话。要知道，对于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观察面部表情几乎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例如如果刚才我可以观察到周局长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话，那么在我十分钟的推测陈述过程中，我就可以从他喉头、大动脉、眼睛跳动的频率，肢体的移动再反“推测”出这位北京最高级的情报首长对我十分钟推测的每一个细节的反应。如果那样的情况真出现，国家机密就可能受到严重侵蚀，国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对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长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问题时要求我“按照规矩”，结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得到，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张慈祥的面孔。
“小杨，”周局长开口了，声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头脑，不过一涉及到工作的话，保密制度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不能有丝毫个人感情牵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 我们是否按照保密规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刚才谈的我都认真记下来了， 为了便於你可以进一步配合我们工作，我这里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透露一点情况也无妨，希望你可以开动脑子，经常对事情多问个为什么。”
周局长接着说：“我们从华盛顿得到的绝密情报称，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回中国。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的华盛顿朋友中央情报局哪一年不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输送间谍过来？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们的情报吗， 是不是？再说我们也有反间谍机构， 不就是要等他们输送的人上钩？可是由于提供这份情报的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后来经过查证，这个消息属实。可是我们却遇到了难题。以前中央情报局派遣人员过来前，我们大多可以掌握他们的身份或者身体相貌特征，可是这个郭青青却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郭青青是国内过去的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美国深造后和一个教授结了婚，并取得了绿卡。大概在2000年离了婚，之后她在纽约找了一位叫麦克的整容医生给自己整容，手术经历一年，她几乎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但这时发生了‘911事件’，整容医生麦克当时正在大楼内，不幸丧生，同时所有关于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资料也在那场灾难中彻底毁灭了。郭青青是在申请美国国籍时发现问题的。因为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美国根本无法承认她就是原来的郭青青。”
“可是，在美国得到绿卡时，不是要打印指模吗？”我打断问。
“说起来可怕，那郭青青据说为了十指修长，连手指都做了修整，结果指模受到破坏，所以美国根本不承认她。郭青青当时非常紧张，不但身份需要回复美国籍，而且离婚时获得的不动产等都需要她去办理。据说她那段时间很着急，东托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国标榜的是讲法制民主，托人有什么用？后来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找到她，总之他们双方做了交换：中央情报局为她解决了身份，她大概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做些事情。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只是说，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陆。”
“但是，周局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算一个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大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报局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总得派遣一些间谍过来吧，不然他们上百亿美金的经费如何花费？”我不以为然地说。
“话虽这样说，可是由于这次情报来源重要，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加上以往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中国大陆的间谍大多是美国外交官、商人或者学者，就算偶尔派遣一些华裔人士进来，也大多是以学者身份顺便获得有关资料的，并且多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报局派遣的很多特务几乎都是在一进来我国领土后就被我们监视控制，有时我们为了让美国不要那么霸权，希望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特务多收集一些中国的‘情报’，你知道美国有帮反华人士整天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都多次声称，公开辩解，可惜他们都不信。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间谍来收集一些情报。这些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对於中央情报局派遣过来的特务不但不紧张，有时看他们收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