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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父亲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叹气，然后我立即警觉起来，父亲要想和我深入交谈时往往就是从唉声叹气开始的。在中学时，父亲经常以唉声叹气作为开场白，然后深入浅出地告诉我，如果我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拼命学习，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我不会种田，也没有生产队愿意接收我，按照国家政策，我只能接父亲或者母亲的班，就是退休顶替，父亲是教师， 我不好好读书是没有办法顶替的，母亲是公社的接生婆，“也许你可以顶替你母亲当一名妇产科医生…………………”想想要一辈子面对张开的血淋淋的大腿，把一个个沾满鲜血的小生命扯出来，我就不禁浑身颤抖。就是在这种恐惧之下，我才拼命学习，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然而自从父亲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车之后，记忆中父子两人的交谈越来越少，有几次还是不欢而散。那时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把父亲的影响从自己身上一点点消除。以前在我心目中，父亲不但是最慈祥最伟大， 也是最勇敢最值得信赖的。那时只要牵着父亲的手，无论多孤独，多黑暗，多可怕的地方我都无所畏惧。父亲总是一 言不发， 牵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我却无犹无虑。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加， 我感觉到当时父亲牵着我的手是因为害怕在颤抖，我也更多记起父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低头认罪，任人宰割的。自从我心中永远住进了张志新这样的英雄后，我就已经不再就生活中的问题困惑与父亲交换意见。现在父亲突然问起阿华，并且伴随着一声叹息，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侧耳倾听着来自厨房的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
“ 你妈说，阿华总是要走的，那姑娘简直好得有点不真实。” 父亲说。
我苦笑了一下。接着听到母亲在厨房哼唱一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小曲。
“可是我告诉你妈，你的问题不是人家真不真实，”父亲停了一下，“你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想结婚。”
从厨房传出了母亲的自言自语。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气，我想说，也许我的问题就出在父亲总以为自己比我自己更加了解我的问题吧。如果当初不受威胁，现在当一名乡镇妇科医生，整天检查不同女人的阴道，也许并不一定就比现在过得差。我忍着没有说，只是盯了父亲一眼， 想让他快点把话说完。
“你不想结婚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什么？” 父亲反过来盯着我。
母亲自言自语却并不是胡言乱语， 她围绕主题，例如她会把自己要作的事先象唱歌一样说出来，然后一路做下去。在家乡，母亲这一辈人一个个离开了， 所以母亲目前没有交往的人，到了广州这个外乡， 母亲不象父亲一样会普通话， 无法与人家交谈，不久后就开始自言自语。父亲告诉我 ，这样也好， 可以防止母亲得老年痴呆症。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说。父亲又叹口气，我有些烦躁也有些生气，我反过来问父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害怕的，倒是你一直害怕，可以告诉我，你那时为什么那么害怕吗？”
“ 哪时候？”
“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你总是第一个坦白，总是让造反派抽打你。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说我害怕什么，那也应该是继承你的吧。”
父亲低下头，好象不想回忆，不过沉默一会后，他抬起了头。我看见父亲浑浊的眼睛心头一紧。这时父亲 缓缓地讲起来：
“其实，我从年轻一直到你出生哪里想到过死？更加不用说怕死了。你是1965年出生的，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说以前历次运动我都被卷入，可是政治直觉让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才是空前绝后的。你妈妈和我两地分居，她是赤脚医生，住公社卫生所，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你们兄弟和姐姐就跟着我住在学校。那时你姐姐八岁，你哥哥五岁。我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作为教师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经常被造反派欺负。我想了，当时我有一些选择的，例如我可以加入一派投身到火热的文革斗争中。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读完《毛选》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文革精神的人吧。加上我身体强壮，块头大，只要我选对派别， 我还是可以大展身手的。不过那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我得打人，甚至杀人。就算可以避免用棍棒杀人，我的笔也一定会致人于死地的；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万一我选择的造反派输了，那我就有可能被人家打死。我自己倒也无所谓，可是如果我被打死，或者坐牢了，你们兄弟俩和姐姐会怎么样呢？於是我选择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派。现在说起来好象容易，可是在那个年头要保持中立也是不容许的呀。 於是今天这个造反派赢了，把我拉去批斗一番，明天那个造反派占领了学校，又把我推上台批判。有时他们折磨我，让我跪洗衣板，有时让我跪在碎玻璃上。我也是人啊，天生火气大，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暗暗下决心，‘老子拼了，和你们同归于尽’，我块头比他们大，打死一个没有问题，多掐死一个老子还赚一个。”
我听得目瞪口呆，父亲边讲边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作势掐着造反派脖子的样子，看着父亲松弛的皮肤开始抽紧，我的心里一阵轻松。
“那时每次被造反派抓去批斗，我都不知道晚上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每次出门时，我都把你的姐姐叫过来，交代她，如果爸爸晚上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你就带着弟弟们一路要饭去找你妈妈。我写下纸条，放在你们每个人的口袋里，上面写上求好心人帮帮忙，为孩子指指路， 给一口饭吃的字样。你姐姐很懂事的样子，把纸条收好，可是你，那时才三岁，不把我放在你口袋的纸条当回事，不是拿出来擤鼻涕，就是尿湿………………”
讲到这里，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了起来； 一笑，眼泪就出来了。母亲还在厨房自言自语，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是明白人，我知道我不能死，我一死，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坚持原则，坚持共产党主义理想，坚持信念，又或者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顶撞了造反派，得罪了红卫兵，结果不是被人打死，就是打残；他们死了，倒是杀身成仁了，他们眼睛一闭，苦难就结束了，可是他们的孩子呢？苦难还刚刚开始呀，那些父母被关进监狱或者受到非人折磨的父母的子女在学校也受尽欺凌，有的无法忍受甚至自杀了，幸存下来的也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我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呀。好在经过解放后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政治斗争的磨炼，我已经成熟到抛弃所有被人灌输的理想了，如果说我还剩下有一个理想的话，那就是你们几个孩子，你们不但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希望， 我的一切。”
我细细回味着父亲的话，原来父亲也有理想，只是他的理想就是我。
“只要可以把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带大，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当时就是下了这样的决心。 於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我认罪，我就低头，让我反省，我就写检讨。在最危险的时候，我怕那些造反派失去耐心，我不得不让你姐姐带着你们一起坐在会场最前排，观看我在台上低着头挂着牌子挨批斗。那时造反派好几次在申讨我的时候激动不已，想向我下毒手，可是毕竟人心肉做的，当他们看到台下你姐姐带着只有三岁的你坐在那里时，就避重就轻，不踢我的肝脏脾脏，而只是狠狠地刮我耳括子，象击拳袋一样打我的腰。不过你知道，我虽然被打得昏头昏脑，有时还满身是血，可是我只要眼角瞟到台下的你们兄弟三人， 我就咬紧牙勉强自己站起来，让他们接着打，你爸爸那时就是因为有你们才可以一次次熬过来。我心里明白，如果我熬不过来，我的孩子，我的理想就完了，所以，你看，看看现在的你们兄弟俩和你的姐姐，不但都读了书，还有好工作，我得说，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击倒过我。”
父亲露出胜利的笑容，我心里难受得要命。我假装揉眼睛强忍着眼泪，原来在我心中如此怕死的父亲，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父亲。
“只是那么多年，我总是怕这怕那，结果害怕本身几乎成了我的习惯甚至性格。”父亲开朗地说，“你妈上次还数落我，‘看你这个老不死的，一辈子东怕西怕，都怕习惯了’，哈哈，我想也是，上次回湖北，见到一个姓朱的瘸子，我一开始心里竟然有些害怕呢，他是文革中打人最积极的造反派，后来又被别的造反派把他的腿打瘸了。现在听说他出监狱后所在的厂也倒闭了， 加上他的儿子都不成气候，三天两头回来逼他要钱，他生活很艰难，最近说要去申请到外地的乞讨证去自谋生路，因为他那条瘸腿会引起一些同情的。这样一个人，我第一眼见到还是条件反射的有些怕。”
父亲竟然象小孩子一样格格地笑起来。从厨房传出来的母亲的自言自语中我知道饭菜准备的差不多了。
“还是你妈妈给我提醒，她说，‘老杨，你这个老糊涂，你怕什么？’我这才恍然大悟，对呀，我的孩子都长大了， 都过得好好的，我没有什么好怕了。”
“爸爸，”我好奇地问，“虽然我们就是你的理想，可是你的理想实现没有？”
父亲先是不解的看着我，随后笑了一下：“实现啦，实现啦，就是那一天，对，1983年7月23日，公社送来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当时正在做饭，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不过我听不见，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先是有小孩子跑过来，边跑边喊，‘杨 老师，公社给你送喜报啦，你们家杨子考上北京大学啦 ’，我让自己先冷静下来，想，还是先熄掉火吧，万一一会激动起来忘记熄灭的话饭会煮坏的，后来那一天，我一狠心， 煎了三个荷包蛋，是你最喜欢吃的！”
我也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天，饭没有煮坏，父亲给我多煎了两个荷包蛋，他用筷子给我夹鸡蛋时颤抖的手和激动的样子历历在目。虽然不知道出於什么原因，我不愿意想起那些事，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今后所作的一切都很大程度上是为父亲而作的，不让父亲失望，让父亲再次快乐，让父亲有个快乐的晚年成为我人生重要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和周局长关于致命弱点的对话，以及周局长多次谈到我的致命弱点时那神秘得意的样子，还有周局长“ 威胁”我，如果我再乱来，他就会让我父亲把我亲自领回去。我算是明白了，周局长一直知道我心中最大的害怕，让父亲失望，让父亲希望破灭就是我最最不愿意的，只有用这个方式威胁我，才会让我收敛。如果当时公安局两位审问我的同以我父亲作威胁的话，例如我再不坦白他们就告诉我父亲我是杀人犯，我和妓女准备结婚什么的， 那我八成先坦白了。想到这里，我不觉暗暗笑出声来。
“爸爸，既然你的理想在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就实现了，那么，我真希望你今后有自己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