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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了。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在批斗中，少妇经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历史问题。原来那少妇的丈夫的父亲本来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匆匆撤退到台湾，没有把儿子一起带出去，后来儿子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乘着混乱成功偷渡到台湾，与自己的父亲相会，并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重视。那位丈夫确实曾经来过信，深情地说等大陆情况稍微安定就想办法通过香港接母子俩人出去一家团圆。不过每次台湾来信都是通过一位叫周玉书的政府官员转过来的。
疯狂的造反派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少妇，有一天少妇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轮奸了那位少妇。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周阿姨眼里的泪水只打转，神情悲伤地说：“那孩子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四川，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孩子没有亲戚收养，寄托在街坊邻居家，据说不久就找不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大概死了吧，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周阿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出来，象断线的珍珠一样，杨文峰急忙递过纸巾。
“这就是你周伯伯保密把人害死的故事！”周阿姨说周伯伯，而不说周局长，也许是想让杨文峰感觉到周局长人性的一面。杨文峰并没有注意到，急切地问：“后来呢？”
“后来，”周阿姨瞄了一眼卧室的门，显然是怕周局长听见，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说：“八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你周伯伯才有机会在海外同那位少妇的丈夫见面，见面 后，大家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位丈夫突然愤怒地伸出手使劲地抽你周伯伯耳刮子，你周伯伯嘴角都被抽流血了，可你周伯伯不但没有吭声，而且当场跪在那丈夫面前，那位丈夫打完后伤心地痛哭起来，这一哭就是三个小时，你周伯伯就这样跪在那里整整三个小时 ……………”
“其实从那天少妇自杀开始，你周伯伯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外面的人不管怎么说，也传不到我们的耳里，可是当时连部里的同志都有看不起你周伯伯的，说他为了保护自己，划清和那少妇丈夫的关系，人格低下 …………当然，好在部里的领导都理解，当时那少妇的丈夫边哭边喊道‘周玉书，你你你…………，在我和我的妻子儿子之间你不懂得要保护谁吗？柔弱的妇女和天真的三岁幼儿呀，难道你是铁石心肠？难道你除了保密都没有人性了？难道…………’”
“周阿姨，”杨文峰怕周阿姨太激动，吵醒了寝室里的周局长，声音柔和地轻轻喊了声周阿姨，等周阿姨回过神来，杨文峰接着说：“那丈夫真是好男儿一个，他责怪当时周伯伯为什么不干脆承认自己是中央调查部秘密派遣到台湾去的情报员，如果当初周伯伯说穿了这个绝密，那么那少妇当时不但保住了清白和性命，而且按照我党的规定，她当时就可享受烈士家属应该享受的所有待遇。当然如果在那种场合承认少妇的丈夫是调查部的情报员，以当时台湾的政治状况，那少妇的丈夫就算不经过任何审判都可以以‘共匪’或‘共谍’处死的。周伯伯当时选择了保护作为情报员的丈夫，而牺牲了情报员的妻子和孩子？”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周阿姨打断说，“你周伯伯当时并不只是保护少妇丈夫一人，当时和他一起派遣过去的有六位同志，可是如果仅仅是这六位同志的话，你周伯伯仍然不一定会选择牺牲少妇，那少妇和孩子毕竟可怜啊，男人们做事应该有胆有识，义无反顾的。你周伯伯年青时和你的性格有些相象，侠骨丹心，锄强扶弱…………可是当时选择完全不是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或者是在弱女幼儿和六个情报员之间呀。
“小杨，你可能也知道一些，我们国家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建设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当时调查部正在策划极积派遣情报干部到海外和国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周恩来总理等一批老将军的支持下，这一工作并没有停下来，物色派遣干部是个长期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要派遣的干部基本上都物色好了，也经过了必要的培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但是调查部的一批优秀的老干部老领导包括凌云同志、熊向辉副部长都是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他们有一套在混乱中看清方向的本能，在他们的坚持下，调查部决定利用文革造成的混乱，利用当时很多人偷渡台湾，偷渡香港的机会，把物色好的优秀情报员乘机派遣出去。那时偷渡出去的人往往被台湾和西方誉为‘反共义士’，一出去就可以得到重用，到台湾的很快就可以加入国军甚至军事情报局这些敏感部门，到达香港的也很受西方国家的欢迎，在港英当局的安排下，他们很快可以得到护照和签证，进入西方国家。就是那些留在香港的，也可以得到港英当局和这边秘密资助这双重好处，有很多人很快就成为了香港的富翁，目前也在香港发挥作用。”
杨文峰越听越信服，连连点头。
“小杨，如果当时让你周伯伯是选择保护少妇和孩子，或者是保护那和少妇丈夫一起派遣出去的几位同志，我都觉得你周伯伯会保护少妇和孩子。可是当时调查部是用和派遣那少妇丈夫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法，在短时间内派遣了一百多位优秀的情报员到台湾和香港的呀！如果那位少妇的丈夫一旦被捕，我们国家当时整个海外情报员布网操作就很可能全部暴露，那不但涉及到几十个也许上百名优秀情报员的生命，而且整个党和国家情报工作将陷入无法弥补的底谷。”
“我明白了，周阿姨。”杨文峰声音微微有些颤动地小声说。
“你呀，小杨，今后别在你周伯伯面前提什么保密不保密了，你想气死他吗？”周阿姨边擦眼泪边笑着说，“过几个月奥运会结束后我就要强迫他退休啦。”
“对了，”杨文峰心情也开朗起来，突然想起来，不经意地问：“那位少妇的丈夫原谅周伯伯没有？”
周阿姨又小心地看了眼寝室门，小声笑着说：“早原谅了。你想当时那丈夫已经是国民党中校军官了，如果不原谅根本不会冒险到海外与你周伯伯秘密接头呀。可是人家失去了妻子和没有见过一面的儿子，那痛苦有多深也只有那中校和你周伯伯体会得到。那位中校是作为将军退休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