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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峰，你再想一想195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你没有经历过但一定听说过。那时中国在经受百年外辱和内乱之后，建立了主张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虽然物质条件差一点，可是1950年的时候，谁敢否认，那个靠农民起义、靠无数农民子弟兵的生命和鲜血夺取了政权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那个实行公有制、主张天下为公的国家，那个人人平等，废除剥削和剥削制度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美好的国家吗！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漂泊在外受尽欺凌和污辱的华人华侨，新中国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唉，这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我都仿佛还活在半个世纪前的冲动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发展。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好像中国和世界都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看到的轨道发展变化下去。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大，广大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工人下岗农民流浪，贪污腐败全世界排名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绝迹的异议分子在我们国家还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了？！
再看看美国和西方，当初的恶魔，当初歧视华人的国家如今成了中国年轻人向往的乐土。自由平等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种族。有时我出差到西方和美国，就在路上边走边琢磨：这就是五十年前我离开的国家吗？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五十年逐渐自我完善？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国家从当初那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今天这不伦不类的怪胎？
我不是后悔，只是搞不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报人员深入到美国和西方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他们每天都向我报回有价值的情报。我不但知道美国领导人当面讲什么，也知道他们在背地策划什么，而且我甚至通过情报了解到他们在想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也搞不明白，这样一帮人怎么就把他们的国家搞得越来越好，而我们……，我们毕竟是出现过伟人孙中山，李大钊，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国家，再看看我们的国家。
我曾经有机会到德国和日本去参观访问。到那里后，我看到彬彬有礼的德国人和点头哈腰的日本人一个个西装革履和蔼可亲，我就纳闷：仅仅几十年前，就是这帮人的父辈把犹太人的人皮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罩，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脱胎换骨呢？我在这两个国家驻留期间，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本来应该心情轻松，但我却感到一种沉重。这两个国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远远低于中国。小杨，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广州都不敢晚上出门，我被偷被抢了不下十次。现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带一个假钱包，里面放二十块钱。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许不是想不通，而是我从来没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说的，也许我已经不会思考了。可是半个世纪中光是经过我的手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桌子上的情报资料就足足可以堆满三间房子，那些还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为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提供依据的。我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国家、党和党的情报事业，我没有时间考虑其它的，我也不想考虑其它的。在这样崇高的献身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面前，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是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生命中少了点什么！可是缺少了什么呢？
伴随了我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伴总是那么默默陪伴着我工作，这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永远都会在我的身边。直到那一天医生“命令”我立即赶到医院时，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催促医生快点说，我心里着急呀，美国刚刚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国家安全部三个技术人员和两个情报干部受伤，我们不知道美国下一步干什么，中华民族面临着考验……，医生表情奇怪地看着我，冷冰冰地打断我说：“病人肝脏坏死已经到了末期，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实行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就回天乏力了！”
什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医生用毫无感情地声音解释道：按说，这个年纪的病人不应该再作肝脏移植手术，但根据具体情况，也就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脏移植手术的话，至少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可以活着。
美国轰炸大使馆是误炸还是肆意挑衅？使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轰炸，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受到的最大的挑衅！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等着我们的情报去作生死攸关的决策。我心里乱极了，我说：那就赶快做手术吧！我的时间很紧。
医生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的时间也很紧，不过你妻子的时间更紧！看到我的样子，医生才稍微耐心一点地解释道：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北京尸肝捐献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现在在各大医院等待着尸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队超过半年的。考虑到你老伴的年纪和她在单位的级别待遇，她没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尸肝。
如何成功掩护我使馆中受伤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们真正的身份，同时又可以让他们负伤的血淋淋镜头传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报机关的怀疑，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情报工作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在处理过程中，我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我皱着眉头问：那么就做活肝移植吧！
医生说：我们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献自己的肝脏，但其实都是黑市里私下买卖的。例如有些人为了供养孩子读大学而偷偷去卖肾卖肝等，我们医院只管移植手术，至于捐肝和肝的来源，得你们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计要20到30万人民币。
自己早上才刚刚探望过受伤同志的在京家属，得把他们好好安排好，他们的丈夫儿子都是祖国的英雄，而且是无名英雄，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我对医生说：你说什么？到黑市去买卖人体器官，你以为这是在什么国家？人体器官也可以买卖的吗？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大声吼着。医生看了看我：是的，如果她的亲人中有愿意捐献出自己肝脏的……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使馆受伤的同志发去了慰问，我告诉他们，祖国亲人对你们牵肠挂肚，总理朱镕基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们归来——我们没有亲戚了，这些年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老家，而且由于工作极其保密，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但我的老伴有亲人，就是我。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捐献！
医生先是摇摇头，说：你年纪太大，如果捐出肝脏，虽然可以延续她两到三年的生命，但你的生命可能也就缩短到两到三年。
处理完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去和老伴享受我们的晚年。至于这晚年有多少年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将在一起走过这最后的两三年。我打断医生的话，毅然决然地大声说：没有时间罗嗦了，就这么办，用我的肝脏吧！
医生无奈地看看我，说：那你明天来办有关手续和检查吧，抓紧点，没有时间了，如果检查合格，后天一早就做手术！
第二天我没有能够去，第三天我也没有去成……
我忘记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我没有权利捐出并不属于我自己的肝脏。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特别是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关键的时刻……
党委会议上我受到了严厉批评和指责，我也惭愧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我，而我却擅自决定去躺到医院里。我要抓紧工作，不久我获得了美国误炸大使馆的关键性情报，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的重要依据。中美两国避免了一场因为误炸而引起的冲突。
一个星期后，老伴在北京医院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从来没有流这么多眼泪，苍白和已经不成形的脸上还竭力装出平静的老伴紧紧抓着我的手，嘴巴无力地蠕动着，我听出了那无声的语言，她是想安慰我……
——谢谢您，我的老伴，一辈子你都默默无闻支持我，到如今你知道你要离开了，你却仍然想来安慰我！
从来没有这么伤心，医生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和我风风雨雨走过了一生的老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牵住她的手……
——你一定理解我，我们两人都在党旗和国旗面前发过无数的誓，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
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闭上了沉重的眼皮，把这个世界和我永远关在了外面！你不但带走了你的生命，而且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都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两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就在于把生命献给国家献给党献给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可是直到这一刻，直到你把生命本身带走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没有了生命本身，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我们曾经让自己的生命活得多有意义，始终最有意义的还是生命本身。今天你让我明白过来。也许你早就明白，只是无法让我这个老糊涂明白，于是你用这种方法让我明白。
从来没有这么迷茫，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国家，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命活得更安全，活得更富足，活得更美丽？生命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贡献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更多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是你在最后一刻让我明白这个人生的最伟大的意义……
——老伴活得无怨无悔，离开得平平静静，然而却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那时开始我每时每刻不在思念老伴，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对自己以前提出的“致命武器”计划产生怀疑和不安！
第十二章 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富有正义感，所以当高考取得好成绩，我却主动放弃了名牌大学而自愿进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时，街坊邻居都不感到奇怪。相反，很多老头老太太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说，“小梁，好样的！”是的，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好青年就应该去当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一晃已经十几年了，我现在还敢那么肯定自己是一个好人吗？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在老街坊的眼里，我绝对不再是那个好青年了。但我不是一个坏人，这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还不够，但对于当了十年警察的人来说，能够大声这样毫不脸红地说出来，真的不多。
作为警察，我知道，善恶虽然只有一念之差，但好人和坏人却应该是黑白分明。
我是好人，于是我去当警察，当了十年警察，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坏人！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