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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从你科里带一位干部，加上我们的小钟。你们三人组成一个行动小组。”
他停下来，我看了一眼他提到的小钟，点了下头。
“这个小组由你负责，你们只对我们负责，工作任务属于绝对保密，不能对厅里的任何同事和领导提起。你们的工作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周玉书！”
我大惊失色，脸上的表情显然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
“你要把周玉书的行踪每天固定通过电话向我们汇报一次。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因为脑袋一时之间充满了问题。首先，我是刑警队的刑事警察，跟踪监视只是在破案中用到，但并不是我的特长。其次，使用了跟踪监视，并且要汇报周的行踪，这交代一点不明确，是跟踪保护周局长呢？还是跟踪取证最后要定他的罪呢？如果是前者，那是我们厅保卫处的任务；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详细交代我目标的嫌疑历史。最后，还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周玉书是国家安部退休的情报首长，一个地方公安厅有什么权力和能力去跟踪监视他？我再狂妄，也知道跟踪这样的老手，不到一天就会把自己暴露。当然还有疑问，为什么由李副厅长直接交代任务给我，这样越级指示在我们这个讲究等级和级别的单位并不常见。
这些疑问一股脑涌进我脑子里，反而让我无法问出任何一个问题。我只是看看两位花白头发，又求救似地看看李副厅长。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花白头发和小钟对我轮番交代，他们走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结果李副厅长又用了半个小时重复他们的交代。
交代完，看到我仍然一脸迷糊，李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就不明白？”
就是因为太简单，我才不明白呀。不过我没有再说什么，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好任务的态度后，起身离开了。
他们几人的交代再清楚明白简单不过了：周玉书在广东境内时，我们这个小组负责监视跟踪他的一举一动，然而把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所到之地和所接触的人每天汇报给花白头发。我负责的小组的工作既不是暗中保护周局长，更不是侦查取证。简单地说，我就是要向花白头发汇报周玉书每天干了些什么，接触了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
“就这些？”
“就这些！”
我当时问，要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位花白头发互相看了一眼，告诉我，只要周玉书来广东居住，我就得一直干下去。
我听后很有些着急：“那不是我得一直干下去？我的公安工作怎么办？”
这时小钟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声音沙哑地说：“不会太长的，我们有他的医疗记录，他不会挺太久的，应该过不了2008年奥运会。再说，这个工作也就到2008年奥运会时结束。那时就没有必要监视他了！”
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我以前的刑警工作有很大的区别。我和我的手下，加上北京过来的小钟，形成三人小组。由于小钟不了解广东情况，所以跟踪监视工作主要由我和手下做。按说跟踪监视工作至少需要四人一组才可以应付，但这周玉书毕竟年纪大了，活动并不活跃，加上他的日程非常简单和很有规律，所以工作还是很轻松的。但我很难想象自己一直暗中跟踪一个老头直到2008年，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踪他。不过工作了两个月的时候，李副厅长有一次见到我微笑着说：“小梁，好好干，你的副处长申请我们已经报到组织部门了。”
周玉书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广东后长期住在国家安全厅招待所，虽然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领导干部会定期带着水果之类的来看望他，但他却很少随他们出去吃饭。这倒奇怪，我知道，国家安全厅那帮人几乎把一半情报经费花费在广东的山珍海味上。这周玉书的生活简单得让我惊奇，他在招待所时，都会到食堂吃饭，到外面去时则在小摊上ā吃碗牛腩面什么的。老人吃完后，掏出个北方人不离身的大手帕擦擦脸，然后再小心地从口袋找出一张卫生纸，使劲擤鼻涕。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他一天一天渐渐慢下来的脚步。
一年后，对于老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一开始我还巨细无遗地汇报，但半年后，我也就捡重要的事情汇报。所谓重要的，也就是老人又到了哪里，又接触了什么人。这段时间，我知道他一直在对广东的流动人口做某种调查，他从劳务市场到劳动部门，从流动人口收留站到台资港资工厂，从街边的盲流到出租车司机，虽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节奏越来越慢，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搞调查研究。老人随身带一个小本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随时随地记下来。久而久之，我对那小本本产生了好奇。如果作为刑事侦查，那个小本本将提供非常有用的线索，可惜，我现在的工作只是跟踪他。
由于李副厅长交代，所有开支都由北京支付，所以该花的就花，能够开发票的就开发票，来不及开发票的打白条也可以。开始我拿一两千块加班费用和夜宵费给李厅长，后来在李厅长鼓励下，我逐渐多开了些发票和白条。一年后，我们的跟踪费用仅仅加班和夜宵就增加到一万元，北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就安然处之了。这时期，我也渐渐从小钟的举止言行判断出他的来历，原来他们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
周玉书照样粗茶淡饭，从一个地方颠簸到另一个地方。出于好奇，我也把他到处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告诉了北京的花白头发，他们只是笑笑，说：这老头闲不住，别管他。我从他们两位的口气中听不出恶意。而且看他们对于周玉书具体所作所为并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心里越发好奇。
由于我和杨文峰、王媛媛到新塘去接过他，所以我们见面是会认出的。于是我在跟踪的过程中尽量掩护住自己，但我却有个感觉，那就是周玉书一直知道有人在跟踪他，而且我感觉到他甚至知道是我在跟踪他。虽然他从来不回头，可是我肯定他能够感觉到，有时甚至发生他故意等我们远远地跟上他，不为难我们的情况。如果传言不虚的话，这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首长能够闭上眼睛而嗅出方圆一里内的危险。
在我跟踪的一年多里，周玉书和杨文峰几乎每个月都见一到两次面，其中有一两次王媛媛也在场。每次周玉书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我都有种奇怪的感觉，感觉到他们两人周围仿佛有一种磁场，一种让人感觉到平和放心和智慧的存在。我一直以为这感觉只是我才有，直到看到和他们在一起的王媛媛像一只温柔的小猫一言不发，一会敬慕地看着周局长，一会爱慕地凝视着杨文峰，一反平时能言善辩的样子，我就知道她也感觉到周局长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所造成的那种迷人的磁场。我羡慕他们。但职责所在，我只能隔着玻璃或者使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
我想，没有必要把周局长和杨文峰的接触也汇报上去。他们之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
跟踪周玉书比较困难的时候是他到下面的县城和镇子搞调查时，他都会去搭火车或者公共汽车，我们不得不一人同他一起挤进火车或者汽车，另外一人驾车赶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他一般会找一家便宜酒店住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接触当地的流动人口或者雇用流动人口的工厂企业。由于我们的跟踪任务不包括窃听他的谈话内容，所以我们只是远远地观察，并不知道他一年多到底在搞什么调查。只是时间一久，我自己慢慢对他的调查产生了兴趣。虽然说人老了，就像老小孩一样天真烂漫，又甚至在行为和思想上返老还童，可是我总觉得这无法解释周玉书的行为。
据我的观察，这一年他亲自去做的事，如果他肯借用国家安全部门现有条件的话，他一个月甚至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可是他偏偏要自己提着个包，拿着个小笔记本，慢吞吞到处走。我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和盲流们混在一起，我甚至注意到他为了让自己更加接近盲流，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较旧的衣服。有时他和路边等临时工作的盲流一起在路边的栏杆旁一呆就是一个小时，有时他甚至和几个盲流聊起了什么有趣的话题，竟然把面无表情的盲流都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让我困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玉书混在盲流之中越来越难以辨认出来。换句话说，从我躲藏的车子里远远看过去，周玉书几乎也成了一名盲流。
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位就是政法战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周玉书。
这种无聊的跟踪工作让我越来越胡思乱想，从觉得周玉书的不可思议，到觉得自己不可思议。说实话，自从到公安厅成为一名刑警，我自己就再也没有像眼前的周玉书一样混迹于盲流之中过。广东的治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两千多万的内地流动人口，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固定住地，虽然绝大多数都老实巴交，但却也出了不少犯罪分子。一直以来，成为危害社会的害群之马。作为人民警察，最头疼的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他们虽然逆来顺受，但有些被逼急了的话，也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一旦一两次冒险成功，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广东的公安承受着巨大的担子，这些都是无法ā言传的。外人所不知道的是，仅仅广州市，每分钟平均六起抢劫，每秒钟就有两起偷窃事件发生。这些案件大多为外地南下的流动民工所作。以目前广东公安警力，能够应付这类案件中的十分之三已经是超负荷了，哪里能够做到让市民真正满意。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遣返所内的事发生后，广东公安干警士气低下，相反一些外地犯罪帮派则嚣张起来，在之后的一个月，当月发生了36起出租车抢劫案，创造了历史纪录。
人民警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外界当然不知道。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人们都认为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好人利益，痛击恶棍坏蛋的人，却忘记了我们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我们是执法的，我们保护和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好人或者坏人，更加不是保护人民本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好人的法律，那么我们维护法律的警察就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这法律本来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保护了一小部分坏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照样得维护法律，也就是说，有时哪怕得靠损害人民的利益也得去维护法律。
这才是我们的职责——维护保卫捍卫法律！所以当一些人哭哭啼啼来到公安局诉说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保护神的人告诉他们法律如此，我们无能为力之时，也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的时候。
这种被人当坏人的感觉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当初的理想，不知不觉就开始找机会贪污腐败，甚至敲诈勒索。
一个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尊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怕他是人民警察。
全国人民对警察中的交通警察最痛恨，可是我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