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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丐帮领导层认为，让高大林瘸着腿去乞讨所得可能连他自己的温饱都无法解决，更不要指望他能够讨得结余上交丐帮，为丐帮弟子奔小康作贡献了。”
飞机进入气压不稳定区域，开始颠簸得厉害。杨文峰一直以来是害怕坐飞机的，但王媛媛平静温柔的声音却让他异常平静。而且，他想，如果现在真要出事，他一定过去抱住王媛媛，这样死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后来丐帮高层决定：使用铁汉柔情这一招，让高大林从丐帮租一个残疾幼儿或者儿童，每天带着残疾小孩瘸着自己的腿到罗湖口岸天桥一带行乞。租这样的小孩每月需要付租费一千元，河南丐帮帮主先为高大林付了首月租金。按照一般行情，带着残疾儿童乞讨的人一般月收入达到三千。高大林高高兴兴接受了安排，当天就从专门出租残疾儿童的人那里租来一个三岁小童。
“从来没有结过婚的高大林看到三岁小男孩，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被其他丐帮弟子教了好一会，才学会了几个基本姿势。那小孩很正常，两个眼睛像我们城市人小孩一样充满可爱、天真、顽皮和好奇的神情。但是由于一条小腿上有一条深入骨髓的伤疤，所以无法正常走路。大多时间是靠爬。但让高大林不解的是，那孩子右腿上的伤虽然比自己左腿上的伤看起来还要严重，可是好像那孩子从来不叫痛。农民高大林就想，也许疼痛这玩意本来就只是一种感觉，如果你不去想不去感觉，那痛就不存在了；又或者如果你生来就带着痛苦的话，也就是说你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不痛苦’的话，你也就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就这样高大林带着三岁小孩早出晚归，以乞讨为生，收入还可以，交了租金和上缴部分给丐帮组织之外，每个月都剩下一些。积攒下来的钱，高大林舍不得用，但由于温饱解决了，不久高大林发现自己腿上的伤有了好转，走路也利索了些。
“可是，三个多月过去了，高大林却发现那三岁小孩的腿伤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不时流出鲜血。经过这三个月朝夕相处，高大林对这小孩从利用到同病相怜，最后这铁汉竟真生出丝丝柔情。在每天晚上把孩子还回去之前，他都为小孩子耐心擦洗伤口。看到三岁的小孩子忍着痛，对自己眨巴着泪水只转的童稚的眼睛，有时还用小手在高大林胡子拉碴的脸上摩擦，高大林心里都会升起一股柔情蜜意。可是无论高大林如何照顾孩子，每天早上接过孩子后反而发现休息了一晚的孩子的伤口反而更加恶化。老实的高大林就是想不通。第四个月，偷偷数了数藏在内裤里的积攒下来的钱，高大林决定带孩子去医院。”
王媛媛停下来喝了小口法国矿泉水，杨文峰也喝了几大口可乐，仍然聚精会神地听。
“医生在检查了孩子的腿伤后，问高大林这孩子这几天出什么事了，高大林说这几天没有出事，这伤至少是三个月前的。医生起了疑心，一边继续为孩子疗伤，一边暗暗报了警。
警察到来后，医生才当着警察和高大林的面说：小童腿上的伤可以确定是刀伤，虽然从刀痕和新旧伤口可以看出不下十处刀伤，但让医生困惑的则是每一刀刀伤的时间不同。最新的刀伤就在这几天。公安的同志当场审问了高大林，高大林由于进入丐帮时间比较短，并没有受到过系统的保密教育或者熏陶，所以就一五一十的讲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警察根据高大林的线索，抓获了丐帮的首脑和那些丧尽天良地出租小孩作为乞讨工具的女人。原来，人贩子以绑架和收买流动人口新生婴儿，再转卖给南方一些以乞讨为职业的女人。这些人得到婴儿后会以最残酷方式维持这些孩子的生命，让孩子活在半死不活营养严重不良的边缘，然后自己把孩子带出去乞讨或者租出去。城市人看到带着婴儿的乞讨妇女一般都会生出些同情，特别是那些有独生子女的城市母亲们，一看到骨瘦如柴的农村婴儿，大多会停下来给个一两块钱。但是随着婴儿会满地爬会蹒跚走路时，这些乞讨之人就得另外想办法。最常用的就是对孩子下毒手，让他们成为残废，让他们受伤，最好常常保持流脓流血的新鲜伤口，这样他们带着这些本来应该活蹦乱跳的孩子去乞讨时，又能够得到一些城市母亲和父亲的同情。高大林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带着这样的孩子去乞讨。他哪里知道，他租的那个孩子的腿上本来就是被人故意砍伤的，但孩子长得快，又具有天生的从母体带出的抵抗力，那流血的腿伤即使完全不医治也会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的。为了不让这孩子腿伤好转失去出租博得众人同情的利用价值，狠心的女人竟然每天等高大林还回孩子后再根据情况在孩子腿上补上一刀或者使劲踢打旧伤口……”
王媛媛停下来。杨文峰心口一阵发紧。他随即想到作为记者的基本要点，不要被感情迷惑住，要就事论事，抓住事实，追求真相，发掘深意。于是他强迫自己从一名记者的角度调整心态。他想这样的追踪报道应该不难写，仅仅刚刚王媛媛讲的就可以整理出一篇深刻的报道，抓住广大读者的心。想到这里他小声对正喝矿泉水的王媛媛说：“这个焦点追踪很震撼，可以……”
“你说什么？”王媛媛放下杯子，打断杨文峰，“这不是我们的焦点追踪，这只是新闻背景。我们要追踪的焦点我还没有说到呢！”
杨文峰心里暗暗吃惊，没有想到这竟然还不是焦点，那可想而知这次焦点追踪多么具有吸引力。他安静地等着王组长把焦点追踪讲出来，一边盘算着如何要以这个焦点追踪让自己一炮而红。王媛媛接着说：
“以上的事情虽然也很吸引人，但那不代表社会的主流，不能反映人性向上的积极态度，何况公安的同志在了解情况后也一举抓获了非法之徒。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事情写出来，社会效果不好，搞不好还会得罪宣传部和市委省委。”
杨文峰想起了总编辑吴力超的教导，脸红红地一个劲点头。
“公安的同志考虑到高大林并不知情，所以就没有对他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高大林当天就自由了。不过获得了自由的高大林立即陷入困境，他不但身无分文，而且丐帮已经对他下了‘禁讨令’，就是说，高大林如果再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乞讨，他们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同样这时的高大林也已经厌倦了低三下气的讨生活，他现在只想搞到一笔路费回家乡湖北随州市万和乡的高家湾。他在罗湖口岸转了几圈，肚子不停叫，眼睛也饿得只冒金星的他终于恶向胆边生。他看到从香港过来的港客一个个肚皮胀胀的，屁股口袋鼓鼓的。如果可以偷到一个钱包，也就够回湖北的路费了。”
“他失手了吗？”杨文峰焦急地问。
“没有。”王媛媛说，“他在罗湖口岸也好几个月了，算是比较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当他选择一处偏僻的地方下手时，竟然成功了。从那个港客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的钱包足足有两千港币，还有一些身份证件之类的，外加两三个避孕套。估计这港客是过来嫖妓的，所以不敢多带钱，正好够一炮和一餐饭的费用。高大林得手后激动不已，准备再干几单就欢欢喜喜回湖北过年。当时正是2002年12月份，距离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全国欢腾载人神州飞船成功返回地面只三个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高大林第一次得手后就马上找在这一带游逛的盲流换钱，小摊小贩不收港币，高大林总得先换点人民币买个馒头填饱肚子吧。没有想到就出事了。”
杨文峰挺了一下，眼睛里露出关切。王媛媛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着故事。
“乞讨有丐帮，偷窃集团也有组织，深圳当时就有大大小小六十七个上一定规模的扒手党。比起丐帮以可怜博得人家同情为主，扒手组织就要严密和残酷得多。如果你不是丐帮的组员而擅自在他们的地盘乞讨，最了不起的是被他们抢了钱撵走了事。可是扒手就不同了，如果你不是扒手党成员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偷窃，有可能因为你的‘不统一行动’而招致公安报复从而危及这个地区的扒手党，所以扒手党绝对不允许散兵游勇在他们的地盘行窃。这些高大林当然不知道。他当时还拿着偷来的港币和人家换。而这个和他换钱的人正是盘踞在罗湖口岸的深圳最大的扒手党成员之一。
“可怜的农民盲流高大林哪里知道，这深圳的扒手、抢劫党早就把深圳划分得整整齐齐。当地和广东本省的扒手主要有东莞帮和潮州帮，他们的地盘在皇岗、沙嘴、下沙一带；新疆帮则把东门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北帮的总部设在八卦路。至于最有油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荷包鼓鼓的香港人来往的罗湖口岸，则被湖南扒手党霸占。他们当时的首领来自湖南攸县，外号‘大灰熊’。此人曾经当过五年的特种兵，身手敏捷不凡却又心狠手辣。在他严密的控制下，这个地区的扒手都成了他的手下，扒手大多以来自湖南、四川的盲流为主。
“要想贪污腐败包二奶必须走入党当官或者做人民代表这条路，乞讨也需要加入丐帮，这当小偷也必须正式加入扒手党。朴实的高大林哪里知道人生这么艰难，世事如此复杂呢？结果他被那个要和他换钱的扒手党徒骗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时好几个湖南扒手党手下一拥而出，对他一阵拳打脚踢，而后又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物。高大林没有招架之力，他只能本能地用手一会抱住头，一会捂住腰和胸脯。等他们打累了散开，他蜷曲在那里好一会，等他逐渐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肺还没有破裂时，想挣扎着站起来，这时，却突然发现感觉不到腿。不仅是那条受伤的腿，右腿也感觉不到了。原来他的左腿的旧伤被踢得旧伤复发的同时，右腿竟然被生生打断了。”
杨文峰听得越来越紧张，呼吸都有些急促，但当他看到王媛媛沉着的表情，立即让自己也冷静下来。
“他当时也爬到医院去，但人家最多能够帮他免费上一次药。医院也承包了，还要运转，不可能免费收留病人，就像饭店宾馆不可能免费招待客人一样。从医院爬出来的高大林抬头望天，可是透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他只能看到一小块被挤压得变了形的天空。这时万念俱休的高大林突然想起了老家农村，他突然想回家。
“这想回家的愿望随着每一次从两条腿上传来的刺骨的疼痛而增加。那两天高大林就求好心的同乡用自行车把他拖到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他求车站同志能够免费把自己运回湖北。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坐在厕所里，一路帮列车员洗厕所。结果没有一个人同意。”
“真不象话！”杨文峰生气地小声说。
王媛媛看了一眼杨文峰，摇摇头说：“话不能这样说，高大林是我们故事中的主角，所以你就觉得谁都应该帮他一把。可是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因为同情就可以什么都免费的。你知道这高大林被同乡拖到深圳火车站后，人家站长怎么说吗？人家说，仅仅今天已经有三十个民工来请求我们免费提供火车票，当然两条腿都断掉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