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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子材被委以佐广西边外军事一职前，中越边界上的战争形势是法胜中败，或法强中弱。这与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消极退避有关。法军连战皆胜，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2月23日），法军占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这是他们的胜利顶点。
当冯子材、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诸军云集镇南关附近准备反攻时，法国人犯了一个战术错误，即弃险不据，匆匆退到镇南关南三十里的文渊城，重新设防据守。胜利而退兵，其实是“示人以弱”，在法国人心里，或许有一种因后续部队未至而不敢碰硬的恐惧。
冯子材率军重占镇南关后，复推进十里，在关前隘口小南关连接东西两岭筑一高墙，墙前掘深壕，两岭筑炮台，作凭险坚守之状。这是十分正确的战术选择。镇南关已经失守一次，且法军撤退前又加破坏，故雄关不雄，短时间已不能恢复金城汤池之险。如今，在关前险隘筑墙掘堑，以镇南关为依托，便有了后方纵深，既易于守，又易于退。
冯子材的战斗部署是：他率自己招募的“萃军”十营（一说十八营）驻守长墙及东、西两岭炮台，与“萃军”并肩守卫、成掎角之势的是右江镇总兵王孝祺率领的三千“勤军”；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率“毅军”屯隘口侧后幕府，以作呼应；命权广西提督王德榜率“定边军”屯镇南关东三十里之油隘，乘间出击，袭抄法军后路。这样的部署，可谓攻守兼备。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五（3月21日），冯子材先发制人，突袭文渊城法军，小胜后，迅即退回长墙一线以逸待劳，诱敌上钩。
二月初七（3月23日），法军从文渊出发，兵分三路，向隘口长墙及东、西二岭炮台发起强攻。从人数上看，中国四路守军约是法军的两倍；从武器装备上看，法炮法枪火力威猛，又远非中国军队可比。战斗打响，法军仗火力支援，抢占先机，竟然一举攻下东岭三座炮台，大有居高临下，以石击卵的架势。中国守军形势严峻。激战两天两夜，中国守军失而复得，于二月初九（3月25日）全线出击，将法军彻底击溃。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法军千人以上。冯子材乘胜追击，战斗八日夜，追奔二百里，连续光复文渊、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又攻郎甲、袭北守，大有一举下北圻、复东京之势。就在一派大好形势下，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下令停战。
分析镇南关大捷的战术要素，有如下三点可供后人借鉴。
一为将士一心，斗志顽强。冯子材以七十高龄，“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輧·輰·訛可以视为卫国典型。整个战役，将军无却阵者，兵士无逃逸者，上下同欲，何战不胜？
二为互相支援，诸军协力。王孝祺反攻东岭，以少击众；苏元春及时驰援，扭转战局，这都是制胜因素。
三为断敌后路，击其援兵。王德榜军从油隘出发，夹击犯我长墙之法军，又回击法国援军，这是胜利的保障因素。
一万多人的法国军团全线溃败。“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
后世史家，从“战略”上分析，谓法军在越南北圻不久又集以重兵，中国军队若乘胜追击，在拉长战线后，恐难再胜。这无疑是有“战略”目光的。但镇南关、谅山的“战术”胜利，毕竟也会让法国入侵者三思而后动，改变他们原初的“战略”。
这一节文字，回顾了三个战场的战术展开，以史为证，表明只要将帅不懦、不傻，中国的士兵皆堪一战。
镇南关胜而求和，已被国人诟病百年。这是不易辨析的功过。就当时国力、军力而言，中国虽大，仍与法国不在同一水准线上。明乎此，做强人民，做强军队，做强国家，才是先于胜利的经国大业。
［注释］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
② 《清史稿·张佩纶传》。
③ 《凌霄一士随笔》原十二卷十期。
④ 《中法战争》丛刊，第五册P416。
⑤ 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P55。
⑥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清末实录》P25…P27。
⑦ 《会办闽防张学士来电》，《李鸿章全集》第九册P5116。
⑧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P26。
⑨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122…P123。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181。
第五篇：戳穿“纸糊的老虎”
戳穿“纸糊的老虎”
“纸老虎”一词，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流行颇广，大抵是源于毛泽东对斯特朗的谈话。在那次谈话里，毛称他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或许有一种“钦定”的意味，中国人在不开放的自闭中，真的相信了敌人都是虚弱的。
将自己个人、或自己的国家比做“纸老虎”，则是李鸿章的自我调侃。晚岁，总结一生历事心得，李氏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会。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①
凭着这坦率的自白，李鸿章便当得起“政治家”的赞誉。“纸糊的老虎”，可以指那位身兼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可以指那个声言变革却仍沉迷祖宗旧制的大清帝国。品一品李氏的夫子自道，读者是否会引发一丝对家事、国事的反思呢？
本章还是旧事重提，说的是甲午战争。
一百一十多年的冷却，忧国的热忱早已凝固为冰。我辈超然，谁还为，故国伤怀？笔墨淡淡，不过是想描画一番“纸老虎”的真相而已。
一、“步枪”挑战“巡洋舰”的悲剧成因
2001年5月31日，中国当代传媒竞相报道了一则颇有爱国含金量的国际消息：《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②
有些消息无法证实。如说沉船载有8800万美元（约合1100亿韩元）的财宝等。
但基本的讯息是确切的：高升号沉船位于朝鲜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处20米深的海底。2001的5月初韩方开始打捞作业，当月底即寻到沉船遗物：六枚银币、七双金银筷子，还有七具中国军人的遗骨……
韩国人，无意中帮助中国人打捞起一段遗忘的历史。
沉睡百年，沉默百年。
因为无名，高升号上这八百多名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基本上不被中国百姓知情。
如今，经过百年销熔，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烈士遗骨不甘毁弃。我猜想，是否那精诚之气，郁结难散，才护持着这七具白骨，重见天日，向故国后人显现一些超越生命的启迪呢？
信奉唯物主义的读者，或许要嗤笑在下为有神论者，其实，在下倒是希望有“神”，只是这“神”无须供奉在“神社”里作仪式性“参拜”而已；它应供在中国人心里，让国人残存一些本有的神性，或萌生一些应有的神性。
倘若你因为固持“信仰”而拒绝“神性”，面对高升号上的先烈遗骸，你的“人性”是否因重温历史而发生一丝震颤呢？
不麻木者，吾将引为同志。
应该感谢韩国人的水下打捞。虽然高升号断乎难以再“高升”，但高升号的故事分明浮出了水面——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正月十日（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古埠县爆发东学党（道）联合农民而起的动乱，形势失控，王京汉城危殆。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救，请求派兵支援。五月三日（6月6日），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受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五月九日（6月12日）进驻汉城西南75公里的滨海小城牙山县。
从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地、汉城门户仁川登陆，中国援军为什么弃险不守，反而转驻地属偏区的牙山县呢？罗尔纲《淮军志》有一简明陈述曰：
牙山县在朝鲜王京（汉城）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出口。仁川澳为王京门户，群岛罗列，从澳左转入汉江口，即达王京。汉江口南迤东为仁川埠，各国商贾所萃。从仁川南行稍西，历南阳，循广德而至牙山县，值沔口津白石浦，乃仁川全澳的东南角，地本偏区。时朝鲜农民起义军在全罗，淮军以救援赴韩，故自仁川登岸，即趋驻牙山，以就南道为经公州（朝鲜忠清道首府），赴全州，军行稍便，不争汉江门户，没有防备到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③
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时，即据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此次出兵是应了朝鲜政府之求，依照的是“保护属邦旧例”，并保证“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④
日本政府久欲控制朝鲜，苦无借口。而今，朝鲜内乱，中国出兵，正好给他们侵朝提供机会。其实，在中国宣布出兵的前一天，即五月二日（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对中国宣战。当天，指挥这次战争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经天皇批准，驻守广岛的第五师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赴朝鲜。就在中国援军抵达牙山时，日军先遣部队也在仁川登陆。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仁川登陆日军已达七千人。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绝交书”时，在朝日军已达一万多人，是中国援军数量的七倍，而且控制了汉城周边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中国援军困守牙山一隅。前，无须进——因为闻中国援军登陆，全罗造反者已如鸟兽散；后，无所退——仁川被日军扼守，再夺仁川力不能及。
中国政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朝鲜撤军，放弃宗主国的尊严与权利；要么救援孤军，增兵朝鲜，在境外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日本人则惟恐天下不乱。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绝交书”。
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朝方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并限两日内答复。
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尚未确定，但清政府已将解救牙山守军视做当务之急。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爱仁”号载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北塘护军共1150人由大沽口启程，渡海赴牙山。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清晨，部队平安抵牙山。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另一艘受雇英国商船“飞鲸”号载北塘护军700人由大沽启程东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午后船抵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第三艘受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淮军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所率两营1100多名官兵由大沽起航，驶往牙山。这一船中国官兵谁也料不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陆军，在交战的背景下乘坐运输船跨海出征，本身就存在风险。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就是想借助英国“中立国”的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