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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张德成对于义和团的贡献，一是赋之“神拳”、“神团”之号，二是亲历了“招安”风光。他的生灭，较为完整地表现了草寇的投靠与王朝的收买。至少在天津，义和团已被清政府收编了。因而，此后的义和团称“匪”不确，称“革命群众团体”尤不宜，他们是保留了无政府惯性的政府团练。
关于曹福田，罗惇曧这样介绍：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早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垡一役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脉哉？”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另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在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时，两辆囚车从刑部大狱驶出，马蹄声声，弹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场，静等着见证死亡。
又要杀人啦！街道两旁，是好奇而又惊恐的看客。间或，有三五成群的义和团团民指天划地，口沫横飞。
轧不平的人生路。不论乘犊车、兵车、辂车还是囚车，都有终点。车中人异常清醒。因为自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上三次奏折否定义和团为“义民”、宣扬国际公法时起，他们便抱定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
两辆囚车里囚着的两位朝廷大吏，一位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相当后来之外交部长）兼吏部侍郎许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显然，这是大清国的两名高级外交官。
虽然清政府已在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对各国“宣战”，但战争有期，和平无限，外交斡旋总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毁外交人才，看来是要断绝外交之路，这政府疯了！
上层的大屠杀并没有结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国总理衙门大臣的现任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国总理衙门行走、又补内阁学士的联元，同时被捕。未经任何审讯，被捕当日即与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狱的户部尚书立山，同时处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称“五大臣”，或“五忠”。许、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称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边，旧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难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宁池太广道时有德政，皖人还祠之于芜湖。
杀害五大臣的细节，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时代氛围，有必要说上三言五语。
第一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外国人多有同情或帮助康有为、梁启超辈之“变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制裁的举动，引发了慈禧太后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后策动、载漪等人推进的名为同治帝立嗣、实赶光绪帝下台的“废立”活动，又没有得到各国驻华公使的国际认可，这更让清廷权力核心层“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谋报复”。
形势的危险在于：到非理性演变为朝廷大气候的时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识都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绞杀。
第二是当义和团以“扶清”为号召，以“灭洋”为煽惑将队伍做大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扩散为全民族的狂热。
百姓的非理性与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应了，“无政府主义”骗过了“政府”，“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联手，终于将假戏演成了真戏。在大势所趋的机会主义思潮既俘获了“野人”、又俘获了“君子”的特定时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假相。这正如“红卫兵”起来了，“破四旧”开始了，“打砸抢”成风了，你不能说一个“不”字。此之谓众怒难犯。这一形势的危险在于：举世尚墨，不可言白。
许景澄与袁昶太不识时务。他们偏偏在不准讲真话的时候讲了真话。讲真话者“自伤”，是因为这“真话”戳破了“假相”，让“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毕露。为了维持赖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齐伙高喊：杀掉光明！灭掉太阳！
光明灭不掉。太阳亦灭不掉。中国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灵黑暗。
当拳乱初起时，铁帽子王爷蛊惑着慈禧太后借拳民惩洋人。举朝无一人敢于抗议，而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联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许景澄对袁昶说：“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闻言，并未直言相答，仅朗诵了李群玉的一联诗句：“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景澄与袁昶紧紧握手，久久不语。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许、袁这样表白：
窃自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