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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义律与士密率领“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等数艘武装船只向九龙山炮台清军寻求食物，清军不允，义律下令开炮。英舰“窝拉疑”号、“威廉要塞”号赶至增援，双方各有伤亡。这是义律亲临侵华战场的尝试。
9月下旬，为了缓解水与食物的供应困难，义律与澳门同知蒋立昂重开谈判。这表明义律具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对中国的战争决定。10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发出第15号训令，正式把战争决定通知义律。随此决定，附有作战计划的“纲要”。而这份作战计划的原始构想，正是1839年4月3日由义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出的。·輧·輷·訛 因而英国内阁通过对华战争决定，本质上又是实践着义律的外交理念。
义律与林则徐的相持阶段结束了。有坚强的“国家”后盾，义律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意志；这与逐渐失去道光皇帝信任的林则徐正好相反。
11月2日，士密率“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驶入穿鼻洋面，炮轰关天培乘坐的师船。双方激战，互有伤亡。·輨·輮·訛 义律虽未参加，但他肯定策划了这次突袭。此时，他尚未接到伦敦方面的战争指令。自发的战术行为，表示了他的战略立场。
11月11日至13日，英国舰船与清军水师又有官涌之战。这次战斗，被林则徐视为“大获胜仗”，·輨·輯·訛 而从义律方面看，他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对广东海关防务的火力侦察而已。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依道光皇帝旨意，下令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义律针锋相对，于1月8日让士密宣布，自1月15日起，英舰封锁珠江口。
同年1月26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2月3日（庚子年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月的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与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负责处理侵华战争及战后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向二人发来了第一号秘密训令，训令详列了侵华战争的三大步骤、战后谈判条件及条约草案。借用时下流行语，英国人于侵华战争实施之前，即已制订了详尽的“系统工程”规划。接到任命与训令后，义律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心中有数。相比之下，林则徐此时还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他更不知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山雨欲来，大海扬波。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1840年5月10日，英国上院亦通过了此案。英国的对华战争，进入到了实施阶段。4月底，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大小战舰从非洲好望角的开普敦等地起锚，直驶印度加尔各答，在那儿完成集结任务后，便向南中国海扑过来了。
义律的任务虽然更其重大，但却变得单纯起来。
1840年3月24日，载炮44门的英舰“德鲁伊德”号（Druid）抵澳门海面。
6月9日，载炮28门的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抵金星门海面。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所属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Madagasor）抵达珠江口外。
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J·G·Brener）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韦尔斯利”号（Wellesley）抵于澳门湾外。次日，伯麦发出“公告”，说奉英王之命，将于当月28日封锁广州出海口。同一天，他即依据战争密令，率舰队北上舟山一带。
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坐载炮72门的旗舰“麦尔威厘”号（Melville）驶抵澳门港外。同时抵达的还有军舰数艘。至此，英军共有16艘军舰（合计载炮540门）、4艘武装汽船、27艘运输船齐集南中国海域。随船而至者，有三个陆军团、共四千多兵力。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
义律于6月28日登上“麦尔威厘”号与懿律相见。就在这一天，英军封锁珠江口的告示生效。
6月30日，懿律与义律亦乘舰北上，追赶伯麦的先遣队。珠江口外，他们只留下4艘军舰、1艘武装汽船执行封锁任务。自6月初英舰初集，林则徐便甚为警觉，并且专折上达天听，但是直到7月3日，他才判断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而此时，英军已经越过厦门，准备攻打定海了！从英军悄然北上起，林则徐的所有判断都比义律的行动慢了半拍。
让我们快节奏地扫描义律的活动：
——1840年7月6日，在海军司令伯麦与陆军司令布尔利（Colonel Burrell）率军攻下定海的当天，义律与懿律也乘舰赶到定海。义律参与了在定海扶植伪县政权的活动。
——7月28日，义律与懿律率舰离定海北上。8月11日抵达大沽口外，派员上岸投书，求购食物。
——8月15日，在舰上与懿律一起接见琦善所派使者，给清政府施加压力。
——8月30日，在大沽口南岸义律与琦善会谈。
——9月1日，照会琦善，坚持英国方面向清政府提出的各项勒索条款。
——9月15日，在获得清政府保证后，义律与懿律率英舰起航南下。作为“全权公使”和“海军上校”的义律，完成了他的政治任务与军事任务。就在这月月底，道光皇帝下达了对林则徐的罢免令。
如果作一次人与人的横向对比，义律与林则徐的人生轨迹正好一个坐标系上扬，一个坐标系下跌。背景使然，环境使然。由“人”的命运升沉而推及“国家”，英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又获得了一组人文的参数。
中国当时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在竞争中失利，更遑论二流、三流之才了！
在1840年8月、9月于大沽口举行的多次谈判中，直隶总督琦善未曾跳出义律的规范。义律在天子眼皮底下完成了对一个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军事讹诈。·輨·輲·訛
在1840年10月于镇海举行的索俘谈判中，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几乎应允了义律所有的重要条件。伊里布家奴张喜竟受主人之命带鸡、鸭、牛、羊等食品登上英舰“犒师”慰劳。
在1840年12月至1841年2月的广州对峙中，因懿律身体不适而去职，义律便成为惟一的全权代表。他对新一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软硬兼施，寸步不让，炮制了“穿鼻草约”，实现了英国对香港的占领。
在1841年3月至5月的广州战局中，义律以武力推动谈判，先后让参赞大臣扬芳、靖逆将军奕山屈膝求和。《广州条约》的签订，让清方付出了600万元的“赎城费”，并迫使清军撤出广州60里。·輨·輵·訛义律在军事上、经济上实现双赢。
从1834年夏天来华，至此，义律在中国已有七个年头。其间，虽经大风大浪，并未退却过一步。乡关万里，他也没有回过英伦三岛。《广州和约》的签订，给他的“七年之劳”抹上一笔亮色。站在英国的立场，他不也算立功异域的英雄吗？
不过，英国政府，其实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义律的工作效率并不满意。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作出召回义律的决议。义律的任务，由陆军少将、璞鼎查勋爵接替。召回义律的指令是1841年5月3日从伦敦发出的，直到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8月10日，璞鼎查莅任，义律办完交接，不久即踏上归程。因为广州郊区三元里的“平英团”曾在这年夏天有过一场抗英的群众运动，义律作为英方驻华的第一责任人，自然免不了又被中国近代史谴责一番。
能够参与创造历史，是一种机缘。将生命融入历史的年轮，则生命永存。
林则徐与义律，曾经针锋相对，这正如中、英两国曾经相互对峙一样。碰撞产生火花，星火燎原，中国的近代史在烈火中经受炼狱之劫。当中国人用造神的虔诚重塑林则徐的历史金身时，出之戏剧化的角色分配，义律只能担当“反派”。
这是中国人的自由与权利，与高悬于民族讳饰之上的哲学清醒无涉。何必要“换位思考”呢？冲着义律撞开了我们的“国门”，还不应该唤起一丝亡羊补牢的警觉吗？狼在，羊也强壮！
笔者倾向于将义律奉召回国视为英国政府正常的人事调动。相比于被道光皇帝的权力之手托起来、摔下去的清朝封疆大吏，义律的去职，仍然是幸运的。
义律的观照面，是这么一群中国高官：
林则徐，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从任命到罢职，仅一年又九个月。追加的处罚是遣戍伊犁。
琦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上任仅六个月，即被罢职，抄家，入狱，判“监斩候”。
邓廷桢，闽浙总督，上任九个月罢免，追加处罚为遣戍伊犁。
颜伯焘，闽浙总督，上任一年又四个月罢职回籍。
乌尔恭额，浙江巡抚，以守土不力免职，任期未满。
伊里布，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赴浙江任所仅七个月，即被免去“钦差”一职，接下来“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又革“两江总督”职。
余步云，浙江提督，因临敌退却，被革职拿问，后“即行处斩”。
牛鉴，两江总督，任职一年后被革职，罪名为长江防务未能尽早部署。
1840年至1842年，在鸦片战争中受处分的清朝大吏接踵不断。无能者自无能，误国者自误国，但任用无能与误国者，又该怎讲？
木偶师但可处置他的木偶人，并不自责是自己的手指拉错了引线。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皇帝及一切权力顶峰的人，都永远正确。有一天，他要下“罪己诏”，那是需要，那是演戏，戏做完了，天下还是“吾皇圣明，臣罪当诛”。
义律是英国人，英王与英政府鞭长莫及，让他有了自我发挥的空间。倘若义律是中国人，一个“海军上校”，军职军衔只相当于清朝绿营兵中的“千总”或“把总”、“从六品”或“正七品”而已，那还不是匍匐疆场，困顿终生！
四、八十万人齐解甲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总人数约为88万人（八旗兵22万人，绿营兵66万人）。
英国远征军总人数近2万人（陆军12000多人，海军不足8000人）。
中英军队在中国陆海空间的人数比为44：1。
但中国败了，英国胜了。
我们说“八十万人齐解甲”，没冤枉清军。
2万人打败了88万人，或88万人没有抵挡住2万人的进攻、没有完成保家卫国的职责，不论怎么表述，都是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都知道该花这个“养兵”钱。但“一时”到了，“千日”费了，人民便有权力对军队与国家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分出自己的劳动创造养活了“军队”并维持着“国家”。
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杆庄稼”。“种铁杆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