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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又像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
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
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圆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角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祸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叮叮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的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去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像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裸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颗维生素E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衣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上下班高峰时才有的钟点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
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麇集在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