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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衣服一样，很少看的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干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于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
时代的变化正是从服装的变化显现出一些迹象，使人回想起来似乎早有先兆。春天的风沙像往年一样遮天蔽日地从西北高原刮来，解放军像大地的草一夜之间由黄变绿。他们换发了新军装。与过去那种温暖的黄比新上身的这码翠绿显得格外娇艳、晃眼、透着新鲜，像是夏天整整一个季节提前到来，时间关系跳了一下，人眼心理上都很难立刻习惯这种颜色的嬗替，都不像过去我们熟悉的那支正规军，而是另一支新开来的民兵。
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军衔早已都被褫夺了。帽子上不再有蓝底嵌金“五星啤酒”盖儿似的圆帽徽，领章上也不再缀着能分出阶级的银星，男女老少一律三块红。不知道都怎么想的，把兵这么打扮，这些人是要去打仗的，远看一片柳树林子，近看一帮邮差，谁还怕他们？再说，那时十里八店城里乡下就剩当兵的穿得还有点人模样。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纯为面子，也得有摆设，有门脸。不能一国人都跟土鳖似的。
军队的换装。为日后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军装风靡全国固然有新兴起的红卫兵寄托他们可怜的忠诚和嗜血愿望的原因，但在我们那儿，那也没什么象征，只是各家各户节省布票的便宜之计。都是好东西呵，那么结实的咔叽布，还有黄呢、马裤呢、咔叽、柞蚕丝，压箱底太可惜。真正的流行是普遍的贫困和短缺，小孩一旦窜个儿只好捡父母的衣服穿。很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穿他们父亲的工作服。那是一种非常结实的粗蓝布，可以鱼目混珠冒充牛仔布，这里叫“劳动布”的。小职员的孩子有穿中山装的，样子十分煞有介事。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
那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读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一些片段。书是借吴迪和附属班里那些高年级同学的。看完我爱给班里别的同学讲，记不住的地方就随便发挥，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
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我觉得太残酷，小红帽就那么给狼外婆吃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就那么给活活馋死了，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主题在哪儿？那种悲伤是我拒绝的情感，与我硬朗的追求不符，只觉窝囊。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张天翼那类明显在于教育，明辨是非，只有好人坏人，感情淡漠的东西。那和我们课堂上一贯学的意不在冶情，只诉诸理性的东西一个路子。故事中那些超人性的内容：兄弟相残，有钱=堕落，我也不在乎，当它是必要的戏剧性安排，倒也不去费心想其中的微言大义。
老实说，张老师的童话很多时候我是当菜谱看的。我在发育，非常容易饿，特别留意大林他们那些坏家伙都吃进肚了什么好东西。那个可以随时变出一桌酒席的“宝葫芦”我很念念不忘，明知那不值得追求也情不自禁心想往之。张燕生他们三班那个矮胖戴眼镜的班主任外号就叫“猫老师”。每当听到有小孩在喊：猫老师爱吃鱼，一天只吃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我便想这“一块鸡蛋糕”望眼欲穿。
和那些坏人比，我吃得太简单了。鸡鸭鱼肉基本不认识，更别提山珍海味，我压根不知道那是在说什么。每天每的白菜豆腐却也不利于培养一个小孩的男子气概，那会使他软弱、不开眼、逢请必到。谁愿意来这世上走一遭嘛没吃过嘛没喝过白不毗咧的跟羊一辈子似的。吃一顿好饭是我幸福概念中无比重要的一环。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的人品，更不乐意宁死不屈，很希望被敌人抓到，都不用使美人计，只要“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这朋友没准我就交了——动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心。
张老师的童话给我大约是这么个影响：坏蛋净吃好的。要吃好的，只有当坏蛋。充分理解有些人铁了心当坏蛋的苦衷。
《鲁滨逊漂流记》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人大倒霉了。给我一万两黄金，我也不坐船海上漂去。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全班同学讲故事。这些日子下午老师总是去开会，又不许我们放学，作业做完了，我就被公推到讲台前讲我新读过的故事书，也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
我正讲到鲁滨逊走进一个山洞，听到里面传来巨大的喘息声，头发吓得“一下都竖起来了”。我把头发弄乱，借坐在前排的杨重的军帽虚顶的头上，对大家说：就这样儿。
朱老师走进来，打断了我的叙述，叫大家马上集合，到警卫师礼堂听传达重要文件。
我记得自己还问朱老师：还回来吗？
朱老师说不回来了，叫我们都带上书包。
很多同学一边收拾书包一边隔着座位问我：谁呀？谁在里边？
当时我是知道答案的，但到今天也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谁在山洞里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强、走出教室脸上就出汗了。操场上乱哄哄的都是小孩的说话声。体育老师嘴里叼着哨子一阵紧似一阵地吹。
一面面队旗迎风飘扬，在辽阔的蓝天下像是自动行走有生命的东西。一眼看到连绵的山坡栽满松树像是大地之嘴长出的连毛胡须。有潮湿微腥的气息随风吹来，那是山坡后八一湖水的味道，光闻闻心中也会生出一小片清凉。
校墙外的小路暴土扬烟，一行行人头挤得满满的，都是后脑勺。下雨天汽车轮辊碾出的辙印干成一道道硬沟，一脚一片疙瘩包，心里格硬。两边是墙和墙窄窄的影子，一些垂着毛茸茸穗子的青草长在墙脚阴影里。一个女生的鞋被踩掉了，一溜孩子挤成手风琴，发出一连串不谐之音。
警卫师和我们小学一墙之隔，走到那里并不太远。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这个院的礼堂过队日听报告看电影，心理上把那儿当作我们学校的专用礼堂。
那是一片无人地带，只有礼堂一座建筑像座城堡孤零零立在很多路交汇处的空地上。很多杨树柳树远远围成圈高高大大的站着，很多知了在叫。礼堂前小广场的方砖地在烈日下泛着白晃晃的光，踩上去就感到眼晕脚板发烫。这个师一向这么安静，不知道部队都藏在哪里，总觉得应该看到很多兵在练武才是。杨重一进他们院就神气，指着远处一座露出窗户的楼说那是他家。你们家有枪吗同学问。光有手枪他说。能到你家看看吗同学恳求。我妈不让他干脆拒绝。
一团团吊扇在阴郁的高空旋转，那一片穹顶都模糊了，看不清图案和灯罩的形状。一个圆突然有了轮廓，叶片忽隐忽现，清晰了，沉重了，分成三枝，稳当地停住了。很多小于从座位伸出，指着半空，说：停了。
舞台上很明亮，人脸像涂了油彩浓眉大眼。讲台上携刻的那个八一军微颜色古旧，校长坐在后面只露出一颗小脑袋瓜，像个体儒。他的声音很撞耳，从前后左右分裂着传来，好像他有三头六臂。每一个字都清楚，但合在一起听不懂。胡老师很鲜艳地拎着暖瓶从侧幕条出来，前去给他倒水，像京戏中脚步轻盈的小花旦。
坐在一头的朱老师在批改作业，架着腿在搁在膝上的一撂作业本上飞快打着红勾。
我们这一排同学都睡着了，整齐地低着头，像是集体默哀。我也是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东张西望，后槽牙和嗓子眼都给人家看到了。
坐在前面的陈南燕打着哈欠回头看，皱眉挤眼十分难看。
我大概是睡着了，因为我出了礼堂门，站在太阳地手挡凉棚四下张望。我来到八一湖边，下水游泳，居然不学也会，像爬在一个大气囊上动手动脚。陈南燕也在水里，站着不敢游，我对她说：你瞧我你瞧我。心里觉得自己聪明，什么都不学就会。只是不凉快，后背还是晒得滚烫。这样就失去游泳的意义了。
我一下醒了，满嘴哈喇子，只觉满屋人都在嚷嚷，声浪刚歇，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胡老师一脸幸福地站在台中央，歌唱家似的挽着手端在胸前。镇静了一下，觉得肋骨疼，狰狞着嘴脸问身边的陈北燕：你捅我腰了？
朱老师让的。陈北燕说。
我去看朱老师，只见她闭眼抿着厚嘴唇使劲一摇头，像是撤尿时打的那种机灵。
同学们都醒着，看着台上。校长也站着，男女声二重唱似的与胡老师并排，同样喜形于色的样子。
胡老师忽然又喊：共产党万岁！
这下懂了。我也连忙捏紧小拳头，举过头顶，埋头低吼：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进行到底！
这可要人命了，我们哪有能耐把这么长的口号一口气连贯下来，其中还有没听过的新词。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自己断句，像集体背诵课文，有点大舌头，中间乱成一片，句尾一齐高上去：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事进行到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喊到后来更是一头雾水，只求发音上尽量一致。反正一两干人，嗡嗡一片，含糊其词也没人在意。
接下来是唱。胡老师两手放在空中，垫着脚尖，木偶一般僵硬在那儿，音乐一起，上身一惊活了起来，有力地来回摆着双手，像是教鼓掌，又像是要抱谁，手中间有一老粗的东西使她合不拢手。
我们腆着小肚子顶着前排的椅子背，托着丹田，摇头晃脑放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边唱边互相笑，笑的是台上的校长。他也打拍子，单手，一把一抓像是有个苍蝇在他眼前飞。胡老师年轻妇女，活泼点正常。他半大老头子，在台上载歌载舞有点像出怪。他离麦克风又近，偶尔一句突然放大，所有音都不在调上，像是横窜出一句旁白，引出台下同学一片笑声。
文化大革命——好哇，听上去像是一场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