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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
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
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我连干了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老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像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只好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了，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
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几天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腊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儿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偌大的白晃晃的钢儿，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的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像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像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的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了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军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像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里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作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像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
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于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达到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有，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哟，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牛仔裤刀耕火种。
“我可没说着玩，要干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
“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拥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些空座位，就和其他观众忽拉拉往前拥，换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晶晶问我。
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牛肉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炒的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后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抢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像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瞅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说：“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