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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有时去城东有约，乘车经过杜梅她们医院那条街，我也会不由想起她，不知能不能在街上熙攘的人群中发现她。
初春的一天夜里，我们去一个人家谈了点“事”回来，几个人挤在一辆微型车里，一边聊天一边沿着南三环路往西开。当时已过12点，南三环又偏僻，马路上除了偶尔呼啸而过一辆车，人迹皆无。快到六里桥时，前面出现一个骑车人，车骑得飞快，忽而没入树荫，忽而出现在路灯之下。我们的车超过这个人时，潘佑军忽然捅我：“杜梅。” 我疾忙回头，骑车人已隐入树荫。
“慢点开，慢点开。”潘佑军对司机说。
汽车减速了，杜梅清晰地出现在一盏路灯的光晕下。她两眼发直，神态严峻，两脚机械有力地蹬着车，照直前冲，头发像一朵妖娆蛊惑人的黑花狂舞蓬在脑后，似乎那柔软的根根黑发绑了钢丝统统变得强直。她身后是黑鸦鸦的田野和苍郁如墨的一排排树冠，她在这黑白分明的边缘轻盈如烟地掠过。像是波涛掀起的一朵浪花，失去控制地向前急急奔去，只待在空中或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顷刻粉碎，化为乌有，方才心甘。
“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潘佑军担忧地问。
“停车，停车。”我朝司机喊。
汽车刹住，我开了车门跳下来，站在马路中间，她箭一般地冲过来，根本没看见汽车和我。
我一把抓住她的车后架，自行车的冲力险些给我带个跟头。
潘佑军也下了车，抓住她的车把，对她说：“杜梅，是我们。”
“放开！放开我！”她野蛮地朝我们喊，似乎完全不认识我们。
她耸着身子在车梁上站起来，用力蹬着已经被定住的车子，人高出我们一截，头发披散，眼冒凶光，像个巨大凶猛的猩猩。
“杜梅，是我。”我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拉下车，“你去哪儿？”
她劈面给我一掌，我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我捂着脸叫：“你干吗？你怎么了？”
她冷笑，扬手欲再打，手被潘佑军抓住。自行车哗地一下倒了。她红着眼睛对我和潘佑军又踢又咬，声壮如牛地吼。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惊恐地冲她嚷，悲恸地问潘佑军：“她怎么啦？”
“不能放她一人走，把她弄上车。”潘佑军果断地说。
其他人也从车上下来，帮我们抬她。杜梅又叫又吼拼力挣扎，那声音已近非人。她的力气十分惊人，我们一帮男人也按不住她，每个人都挨了她的抓，她的踢，我已花得像面星条旗了。
我们终于把她抬上了车，几只手用力把她按在后座，挟压着她。她的吼叫变成一种哀号，在高音区不歇气地长嗥，车上的每一个人无不毛骨悚然，司机手抖得几乎把不住方向盘。
那哀号长时间回荡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
我们把她拉到潘佑军家，她已陷入昏迷。我们把她抬到床上，脱了鞋，盖上被子。她脸色惨白，浑身一身一身出汗，很快就湿透了枕巾、床单。我摸她的手，像冰块一样扎手。我束手无策，惊慌难过，只是一个劲问潘佑军：“怎么办？她怎么办？要不要去门诊部找个大夫？”
潘佑军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很沉着，摸了摸杜梅脉搏说：“问题不大，脉搏跳得很快，但也相当有力，估计很快会醒过来，要防止她再闹，应该打一针‘冬眠灵’让她睡。”
“你这儿有药么？”
“没有，有也没注射器。我这儿倒有几片安眠药，我们给她灌下去，多少会有点作用。”
我们撬开杜梅紧闭的牙关，给她喂了几片药，水从她嘴里漫出，湿了一脸，我用毛巾把她颊边的水擦掉。
“她怎么会这样呢？”
潘佑军没答话，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后半夜，她醒了。看来那几片安眠药没起太大作用。别人都去睡了，我独自坐在她床边打盹，听到动静一下醒过来。
她目光柔和，眸子像罩了一层纱朦胧绰约。她像猫一样慵倦无声地坐起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接着纳闷地问：“我们怎么在这儿？这是谁家？”
“唔……”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怎么睡着了？怎么不回我们家？”
“你困了，就睡了。”
“噢，这是潘佑军家。我们是不是打麻将打太晚了？他和他爱人呢？”
“你都不记得了？”
这时，她发现我脸上的累累血痕，立刻下床，捧起我脸，皱起眉问：“怎么搞的？跟谁打架了？你瞧你呀，都出血了！”她跺着脚着急心疼地埋怨，“我一会儿不见你就惹事，我看看，疼么？”
她冰凉的手指轻轻抚摸我脸上的血道子，引起一阵阵刺痛。
我一下把她搂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起来。我发现我还是爱她，那么爱 她，这一发现令我心碎。
那天夜里，我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那种巨大的、澎湃的、无可比拟的、难以形容的、过去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在人类之间的激情！这情感的力量击垮了我，摧毁了我，使我彻底崩溃了。我不要柔情，不要暖意，我只要一种锋利的、飞快的、重的东西把我切碎，剁成肉酱，让我痛入骨髓！
枪声回荡在山谷，在手枪的“啪啪”单响中夹杂着冲锋枪和机枪短促有力的阵阵点射。
我们在长辛店的一个军用靶场打枪。这儿的一个“八一”队射击教练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可以让我们免费过枪瘾。我端着一支带瞄准镜的大口径比赛专用步枪，以标准的射击姿态斜步站着，飞快地毫不停顿地连连扣动板机，把一发发子弹射向二百米开外的靶心。灼烫的弹壳像鲜虾一样活蹦乱跳地从枪膛里弹出，接二连三地跳在水泥地上铿然有声，团团打转。
靶子在远处的强烈阳光下承受着连连弹击，岿然不动。我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一匣子弹打光后，我回身装子弹。我看到贾玲正在和另外几个军人在旁边隔间里戴着耳塞打手枪。
她眼角一瞟也看见了我，仍姿态不变地沉着放枪。她放完最后一枪拎着枪口仍在冒烟的手枪向我走来。
我坐在椅子上，把子弹一发一发压入枪膛。
她对我说：“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她怀孕了。”
空中小姐
一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暑假的初中学生。那年夏初，我们载着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渡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醒目地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叫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地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过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也看见了你，在望远镜里。”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个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舰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欢迎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跃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的，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地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兴高采烈地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像对待神一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绕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生难忘呢……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级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没再见面。那五年里，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出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进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越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好过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像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