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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愤愤他又进了屋，赶开坐在他位子上的戈玲，拉着夸张的架势继续写声明。女同志又说：“还是那句话，谁让你们盖了章的？谁盖了章就只好由谁负责，包没有根据去让别人负责。”
何必不耐烦地对女同志道：“你不要跟他们不小刘，讲那些废话干嘛？他们只知道他们侵了权，他们内部是谁不是谁干的我们统统不要管。”李东宝：“你这人怎么老吵吵嚷嚷的？我们这儿谈正事呢，别一进来就插嘴好不好？好好听着。”
别理他，咱们说咱们的，理他干吗？“于德利脸冲着女同志说：”我们的确是不那合同上盖了章，可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侵了你们的权，晚会是由我们两共同办的……“
女同志：“我们并没参加主办。”
“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们盖了章只代表我们认可晚会使用我们名称，就是说可以合法地使用我们的名称，你们没盖章说你没同意说明你们没盖章，并说明我们同时侵犯了你的名称。这么说吧，我和老何俩人招摇撞骗何必：”不要提我，提我干嘛？“”又急又急。于德利扭头说他，“随便提提怕什么？打个比方。”“比方也不行！”“那你去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吧。譬如我和老何出去行行骗，借用了你和我们牛大姐的名义，你于俩是名人。”
“无聊！”何必嘟哝。于德利没理他，继续道：“牛大姐同意了使用她的名字而你没有同意，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你可以告我，但你没有理由告牛大姐。你懂了吗？”
“我懂你意思。”女同志说，拿过一合同，“问题是在这些合同上你们并没有台作第三者的称谓，你仔细看这上面的落款，都是你们《人间指南》的字样。沿用你刚才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使用自己的名称直接使用了牛大姐的名称，我当然理由控告牛大姐，因为在这些有效文件上只有她和我两家，并没有体现出你的存在。”“可是……”“你也不要说了，这些具体的法律问题我们都说不清，再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都承认法院的权威么？那我们就听候法院的裁决吧。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当然主要是事实来向法庭陈述。”
“好吧，看来确实也没什么好的了。”于德利叹口气，“你们坚持对打官司是么？”女同志看了眼何必：“是的，这也是老何的意思。”
“那就打吧。”于德利道，“我想法院在裁决时也不会不考虑到我们的这件事中的情由和态度——我们等于是自动中止了侵权。”“可是你们没证据。”女同志道，“我们没见到任何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你们是自动中止的。”
“证据不仅指物证，证人证言怎样也是证据。”
“可民事审判只看同果，不考虑主观意图是故意。”
“这是你说的？”“不不，”女同志有点不好意思，“我听我们这儿一个念过法律对同事说的。”“难道非得打官司么？”牛大姐恳求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调解解决？就是到了法院，我想法院，我想法院也会先进行调解。”“可以调解。”何必昂着脸插话，“但首先你得承认侵权，与其次再开陪礼道歉，然后就是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牛大姐：“如果我们真算侵权，我们当然可以道歉。”
女同志“老实说，你们确实侵权了，到哪个法庭你也不会胜诉，这官司我们是赢定了！”
“我想问问，”李东宝道，如果我们承认侵权，你们算要多少赔偿？“何必亮出一巴掌：”五——万“
“你疯了吧？张嘴就来。”于德利冲他嚷，“你凭什么要五万？”何必冷笑：“那就请便。”
牛大姐急了：“这不是敲竹杠！”
戈玲站起来：“牛大姐，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走。我相信，他这种无理要求任何人民法庭都不能予以主张！”
“你就等着瞧吧——小妞！”何必冲戈玲伸出一个手指头威胁道。
九
一千人出了《大众生活》的编辑部，个个心情沉重，谁也懒得再说什么了。晚上，几个年轻人聚在李东宝家边喝酒边看电视。
李大妈端着一盘炒鸡蛋送上桌，殷勤对于、戈：“你们俩放开量喝，走不了就住这儿。”
于德利说：“没少喝，这一瓶多半是我喝的。”
戈玲脸早红了，痴痴地笑着：“大妈，我都不行了，头都有点晕了。”“没事，你有量。”李大妈笑道，“再喝，喝完大妈陪你们搓几圈。”戈玲拿起酒瓶：“大妈，我给您倒一杯。”
“等我先把电视关了，你们也不看，怪吵的。”
“别别，大妈，千万别关。”于德利说，“我们这儿就是看电视呢，今儿‘新闻联播’有我们。”
“有你们？”大妈问于德利，“你们是开会还是义务栽树了？”“您看着瞧吧，到时候准吓您一跳。”李东宝说。
大家边喝边瞅电视。“也该到了，”李东宝说，“都报画展了。”
电视画画换成了外国的大街和金发碧眼的白。
“没有哇！”于德利叫，“这都国际新闻了。”
李东宝松了口气：“我就猜着没有。中央电视台。那是什么地方？党政府的喉舌，不是何必他们家私人的！噢，想报什么就报什么？屁大的事——谁关心呀！”
戈玲也来了兴致：“就是，何况这事也不怪咱他，姓何的纯粹是虚张声势。”李东宝斟满各人的酒杯，率先端起：“干，干了这杯！我也想开了，咱这事到哪儿都讲得出理，打官司也不，法院他得考虑咱这具体情况。”“你放心。”于德利喝了杯中酒，絮絮叨叨说：“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不同在哪儿了，是人情味儿浓。法院怎么啦？法院里也是人。判刑还有民愤这一条呢？”
“回头我就去找律师，把咱这理儿说得透透的，凭什么不原谅咱们？罪犯还给出路呢。”
戈玲摇摇晃一把抓住东宝的手：“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出庭。咱们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委屈万分……必要时我就泪如雨下。”“我也眼圈发红，神态坚强，声音发颤。”李东宝沉溺在想像之中。李大妈首先被儿子打动了：“大妈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大罪过，但就你刚才，这一席话，大妈不是法官听着心里都发酸。我就算够不能容人的了，那法官的肚量还能不如我？”“宰相肚里能撑船，法官肚里怎么也够骑几圈自行车的！”于德利断言。
十
就不《大众生活》紧锣密鼓来准备起诉，《人间指南》这边也周密布置，提前发动作者去法院找关系的当口，主编老陈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来了。
老陈上班那天的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不知该如何对老陈汇报这桩倒霉事。瞒也瞒不过，李东宝打了，他出挺法院都不准许，非得法人代表老陈去应诉。可怜老陈五十多岁的人刚遭了丧母之痛，又稀哩糊涂地了被告。
老陈进门时，大家都用同情，揪心的目光注视他。
据说老陈是孝子，可脸上并无丝毫忧戚之色，还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特产“孝感麻糖”在编在编辑部里分发。
互道了平安后，大家各自散开工作。牛大姐在大家目光的鼓励和督促下，一横心站起来，走进主编室。
牛大姐给陈主编汇报事情始末时，陈主编一直在上上下下找他的一支圆珠笔。牛大姐几次停下来，他又说：“往下说。”
牛大姐讲完了事情的全部过后陈社编表情毫无变化，看不出情绪有任何波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牛姐在为自己没说清楚，老陈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再次强调，“人方面要告我们的。”
老陈仍无反应，终于我到了那支圆珠笔，窃自安慰，看眼牛大眼：“谁要告我们？”
“何必，他们编辑部的社任。”“他说了不算吧？”老陈慢悠悠地说。
怎么不算？他是负责，话说得很难听对我们凶得很。“
“让他凶去。”老陈不以为意。
牛大姐为老陈的态度因迷惑：“您认识他？”
“见过。”老陈回答，“不熟。”
“那您可千万留神，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我跟他说什么？”老陈道。“他有没有上级呵？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为下午我给胡老打个电话讲一下就是了。他对你们凶对胡老也凶么？”陈主编挥挥手让牛大姐去了。平时若是陈主编如此，牛大姐出来还要发发骚，背地里和陈主编出比资历。此次出来，禁不住一脸喜色，一身轻松。
大家围上去向她打听陈主编的态度。牛大姐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都回去工作，这件事就不要再议论了，领导会妥善解决的。”再问，翻来去还是这些话，搞得大家既不满又好奇。
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牛大姐忍不住主动跟大家说了，还加入了许多添油加醋的渲染。
“那个胡老和我们老陈有师生之谊，在‘华北革大’时老陈是老最得意的弟子。文化革命时他一起挨过斗，老陈对胡老一点没揭发，至今亲密无间。我们出版社的二编钉的那个小胡你们知道吧？就是胡老的儿媳，老陈一手把她调进来的。《大众生活》胡老讲话那是一言九鼎，何必算什么东西！还不是看胡老眼色行事的小力笨儿。”
也不知胡老陈主编的关系是不是真如牛某人所说，不过这事从此确实没了下文，《大众生活》再未打过电话质询，法院无传票送达。有干开某寿星作家的祝诞大会，编辑部的还和何必等人狭路相逢，何必只是反脸不理人，但只字未提官司的事。
三个月后，《大众生活》的那位姓被女同志打来电话，李东宝接的。女同志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对李东宝说：“经我们研究，考虑到你们的态度，并考虑同行的关系，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们了。但希望你们《人民日报》上登一个启事。以示道歉。”
牛大姐道：“不要理她，她们决定不起诉了？起诉得了么？于《人民日报》上道歉？想得美！”
隔几，女同志又打电话来，还是希望《人民日报》道歉。
牛大姐接了电话，不客气地拒绝了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遭了牛大姐抢白，女同志不敢再打电话找出牛大姐，只是三番五次地打电话找李东宝反恳恳求他做做工作，自他们道个歉。后来都在电话里哭了，说她现在十分为难，何必认定日夜斗为经办的而且没办好，每天一见她便奚她，说她没工作能力，逼她催促《人间指南》道歉。
“你们就给我们道个歉吧。”女同志乞求李东宝，“哪怕在你刊物上写个了一百字启事呢。否则我真没法交代，简直都不敢上班了。”李东宝闻之不忍，对大家说：“要不咱们就给他们道个歉。”
戈玲、于德利都说：“道吧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给《大众生活》这样的刊物道歉也不丢人。”
牛大姐、刘书友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于是几个年轻人就去磨老陈，老陈先也不同意，后招架不住几个人总磨，便答应了。
老陈对他们说：“这个声明这么写：今年，《人间指南》编辑部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优秀文化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发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稿子，起到了很好社会效果，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本刊也注意到了，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