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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李南琴费尽千辛万苦赶到江宁，携书投于刘浩然府中。刘浩然命书局刊行余阙文卷，并聘李南琴入江宁学堂。
二月初九日，刘浩然在江边祭祀余阙，李善长、冯国用、陶安、朱升皆陪祭，李南琴以家属身份谢礼。
礼毕之后，刘浩然叹息道：“余阙老先生刚直峭拔，不以奴颜媚俗、夤缘以进为荣，又勇于为民请命，怒斥贪官污吏。安庆数载，不知活了多少百姓的性命，可惜最后还是以身殉职。”
李南琴流泪对答道：“元廷曾欲召老师入翰林。可是老师说他一去安庆危矣，所以拒之不去。陈贼攻城日急，老师在间隙有暇之时，继续注《周易》。他说城外陈贼相逼甚急，恐时日不多，故而希望完成这最后编著。老师还聚诸生汇集郡学会讲，并命军士们立门外旁听，知尊君亲上之义。”
说到这里，李南琴已经泣不成声，伏地大哭。而刘浩然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朱升不由感叹道：“余先生为文又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言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篆隶亦古雅可传，想不到还有如此古良将烈风。如此文武大才，元廷居然早不大用，让他最后孤守独城数载，真是令人叹息！”
而刘浩然想的更多，回到城中，他请冯国用、李善长、陶安、朱升入府议事。
“诸位先生，我曾闻后汉光武帝鉴于前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于是就大力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彰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并颁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如逢萌，周党，王霸，严光等，史书云‘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举逸民天下归心’。到后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涌现了许多如李膺、陈蕃、范滂这样蹈仁践义、视死如归、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刚烈士大夫。而后汉末年对高士的欣慕往往胜过王公贵族，也与这种对气节的倡导不无有关。”
听完刘浩然的一席话，朱升和陶安不由互相一觑，微微点头，而冯国用和李善长各自低下头去暗自磋磨。
“我知丞相的意思，正值国事动荡、人心纷乱之际，这顺应大义、忠君报国的气节就尤为可贵。丞相要大力提倡这些，实属难得。”陶安先开口道，说些模拟两可的话。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忠君报国，忠的是哪个君？元廷的官吏可以忠于大都的元帝，而江南行省就要忠于安丰那个小明王，这不符将来发展的要求。大家都忠君了，元廷的官吏将领个个都要与红巾军拼老命了，这仗怎么打？忠于小明王，估计江南行省的军民十停有九停只知刘丞相而不知小明王，这如何忠？所以在没有弄清楚刘浩然真实用意前，陶安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
“护军在初建定远营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宗旨，草创军纪军法时更提出了权利、责任和义务，现在这两条也正在逐渐贯彻于江南律法当中。今日护军因祭祀余阙老大人心有所感，莫非想提出新的气节说法。”冯国用与刘浩然相知甚深，他隐约感觉到刘浩然想说什么。
“我敬重余阙老大人，除了他的人品文章外，更敬重他愿为安庆百姓尽心尽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刘浩然沉吟一会开口道。“在祭祀他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义利之辩。”
对于刘浩然有点跳跃的思想，众人都在努力地跟随着。
“说句亵渎的话，我此前一直不知道余阙老先生的文才，只是因为知道他忠贞不二，坚守孤城才得知了他的大名，进而了解他的才学。所以我突然冒出一个不敬的念头，如果余阙放弃守安庆受召去了大都入翰林，那么过了数十年，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他的道德文章？毕竟史上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苏轼这样的绝世大才少之又少，大部分文人不管做出了多少锦绣文章，最后都消失在史书之中，最多被偶尔顺带一笔。”
听到这里，朱升、陶安两人不由目瞪口呆，而李善长、冯国用不由双目精光，他们俩已经摸到一点思路。
“余阙老先生坚守孤城，为民舍生，让世人敬仰，定当流芳千古，至少安庆百姓记住了他，我们记住了他，从而又记住了他的道德文章。是不是可以说，余阙老先生的这种大义换回了一种大利，使得自己能流芳千古的大利。”
此话一出，朱升和陶安都骇然了，他们想不到刘浩然居然说出这套理论。
“当年孟子游魏国，魏惠王刚好准备出兵赵国，以此事相问圣人。孟子却避而不谈，只是以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来劝告魏惠王，让他多行仁义，则天下自然归心。可惜魏惠王不听，继续出兵，结果与赵国斗个两败俱伤。”
刘浩然说得这个故事出自《孟子》第一章《梁惠王》，朱升和陶安都读过，自然知道，于是点点头继续听着。
“孟子劝魏惠王多行仁义，却和我而今所做的相合。天下人都知道我对百姓广施仁义，就连两军对垒，也是仁义有加，不但善待俘虏，更善待战死之人。而且我定下的军纪严明，严禁抢掠百姓钱财和女子，与一般军队截然不同。”
“正是，这才江南百姓归心，定远军所向无敌的原因。”陶安点点头接了一句。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舍弃了一般军队中追逐的钱财、女子等眼前小利，以大义获取了长远的大利？”
刘浩然的话让朱升、陶安两人不由深思起来，他们细细一想，道理的确如此，可就是让人怎么就难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孟子讲仁义并不是让人不在乎利益，甚至完全不谈利益。他应该是想劝人以大义而得大利。举个例子，商人做生意是逐利而为，但是如果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可能会减少一些眼前的小利，从而获得义名。大家知道了他的义名，便会争先恐后地到他这里来买东西，他的生意不是一日好过一日，最后获得长久的大利？”
“丞相，你此言不错，只是你的想法过于匪夷所思了？”朱升已经被刘浩然说得有点糊涂了，当即打断道，再让刘浩然说下去，他心里要掀起惊涛骇浪来。朱升知道刘浩然见识不凡，却不知道他心里还有这么多让惊讶的想法。
“枫林先生提醒的极是，我的思路有点乱，所以扯得有点远了。”刘浩然歉意地笑了笑，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该提倡一种新气节。在我的想法中，这种气节应该是文人有骨气，敢于坚持自己的真理；军人有志气，要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商人有勇气，敢于坚持诚信和开拓精神；百姓有正气，要读书知礼，扬善去恶，爱国爱家。”
朱升默想一会，最后缓缓点头道：“如此甚好！”
“而且我觉得义利之间不能简单地分割开来。众人坚守大义，就应该值得褒奖，而且这种褒奖不应该仅仅限于名义和口头上，应该还要有钱财上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可这世界上像诸位先生这样真正的君子又有几个呢？”
刘浩然的话让朱升和陶安陷入了沉思，他们一直坚持以德教化天下万民，可是现实中让他们清楚看到，真正能坚守德、义、仁的人没有几个，要不然这样的人一出来就被称颂有加。而刘浩然想得更远。中国儒学思想演化到后来，简单地将义和利分开，认为君子只能谈义，利是万万不能碰的，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利就是钱财，就是私欲。到后来，朱家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搞得后来的儒生学士们一方面高喊着大义，一方面又离不开利，最后很多人变成了十足的伪君子，用大义去要求别人，自己的利益却是一点都不放过。
“其实我一直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一个信念。现在战乱时节，百姓们颠沛流离，苟且偷生，为的是一个信念，活下去。定远军作战勇猛，悍不畏死，也是为了一个信念，为了自己的家人和子孙后代不再受鞑虏欺凌，从此过上好日子。现在我在想，怎么样让天下的百姓都接受一个信念，然后为这同一个信念奋斗。”刘浩然继续说道。
“护军，你说应该是什么信念？”李善长连忙问道，做为定远军后勤总管，他当然知道定远军百战百胜除了训练得法，将士用心之外，刘浩然所说的信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数万将士对决元军时，无不高声悲歌，然后满怀心中的信念冲向敌人，这其中，时时起“教育开导”作用的录事和参事发挥着不小的作用。
“让他们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而奋斗。”
“属于自己的国家？”
“是的，鞑虏欺凌我中原百姓，视为猪狗奴隶，所以元廷不是他们的国家，大家就起来反抗。他们要求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过上一种不受欺凌的幸福生活，你们说他们坚守的信念是义还是利？”
刘浩然的话又把朱升和陶安问倒了，不过这些老百姓的义应该与君子的义不大一样，可是他们奉行的安家治国平天下大义不正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天下太平吗？
沉吟一会，朱升开口道：“丞相心中的天下大治应该是什么？”
“各尽其职！”刘浩然毫不犹豫地道，“简单地说是将士们尽心打仗，保家卫国；农夫们精心耕作，多出物产；工匠们刻苦钻研，丰富物产；商人们用心经营，流通商贸；官吏们全心工作，为民造福。”
“丞相似乎没有提到学子文人？”陶安等了一会，犹豫地说道。
“学子文人是这以上诸种的基础。无论行军打仗、耕作制造、经商做官，不读书能行吗？没有学识能行吗？”
陶安和朱升不由惊呆了，他们被刘浩然的这种说法惊呆了，天下诸种皆出于学子文人，那其他人呢？不过他们的脑子转得很快，朱升很快就开口道：“丞相的意思是让天下人都读书。”
“这不好吗？孔圣人不是说过有教无类，难道他的志向不是让天下人都读书吗？天下人都读过书，知道礼义廉耻，知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那天下不就是大同世界了吗？”
听得刘浩然搬出了孔圣人的话，陶安和朱升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们都为刘浩然的宏大设想而震撼。
“天下人都读上书了，那么不都成了学子文人。但是又不能全部去治国平天下，只好转做其他的工作，而在我看来，国家要发展，就要明确分工，各尽其职。农夫们耕种，需要官吏们去告诉何时下种，何时收获吗？工匠们干活，需要官吏去此物该如何做吗？商人们经商，需要官吏去告诉如何才能盈利吗？”
朱升和陶安细细一想，的确如此，农工商还真不需要官吏去指导。
“原来丞相有柳柳州（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之意。“朱升抚须叹道。
“那官府和官吏们该做些什么？”陶安问道。
“官吏要造福与民，如架桥修路，抚孤安贫，赈济救灾，都是他们要做的。”刘浩然准备要说服务型政府，只是怕两位先生不明白，只好转变一个话题。
“看来丞相还深喻黄老之学。”朱升含笑答道。
“我只懂得一点，我只是觉得，只要对国家对百姓有益，都用之无妨。”
朱升、陶安、冯国用、李善长都不由动容。沉寂了一会，冯国用突然开口道：“护军，你的信念是什么？”
刘浩然迟疑了一会，随即答道：“国家和百姓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