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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反右后的北大（6）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反右后的北大（7）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