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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进了我的血管。当时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作品传达出来的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西方古典音乐无疑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
又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深夜，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在池塘岸边一株小柳树面前，我站住了。我用右手拂去树上一层雪，内心的一句独白是：“小兄弟，你冷吗？”
我把柳树看成是人类的兄弟。西方古典音乐开始培养了我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敬畏和泛神论情感。它和庄子的“泛爱万物”是相通的。
这样的情怀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恶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想起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德国纳粹运动的非理性和邪恶。
一个贡献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残酷？高贵、崇高同邪恶、残酷何以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并存？
１９５８年我同东德留学生君特一起看一部波兰电影，有纳粹军官枪杀波兰犹太人的镜头。君特突然低下了头，说：“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羞愧！”许多年，这句独白常常回荡在我的耳际。的确，有两个德国：善的和恶的。爱因斯坦是这样区分的：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访问。３月他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便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活在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受到尊敬。”
可见，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是善的德国这一面。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则是恶的德国这一面。
爱的目标大位移（6）
希特勒是领路人。他把整个民族引领到了一条邪恶的歧途，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１９５９年我读中国思想史，读到杨雄的论述，不禁折服，拍案叫绝：“人之性也，善恶混。修期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
是希特勒一个人“误导”的过错吗？德意志民族没有罪吗？我说的是集体罪。
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是也有丑恶的一面吗？
火烧圆明园正是丑恶的阴暗面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中国人把凡尔赛宫烧光，法国人作何感想？
二战中，意大利人在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的误导下也干尽了坏事。这个民族不是也有善恶两个面吗？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和许多伟大建筑师，以及伽利略等人代表了善这面，而墨索里尼则是恶。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仅是某个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世界的人性或善恶的普遍世界性。——久久沉醉在西方古典音乐场中，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音乐的功能是创造幻想，激活联想。
侵略者发动战争总有他们的说法或观念。
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