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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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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GodNature。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1957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10%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40% 
  艺术(重点在音乐) 20%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30%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1957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1959-1961)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18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Concepts)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2003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1495-1525)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Tondichtung”(音响诗)。 
  1957年冬或1958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in the Field of Beethovens Force)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The Last Lesson)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6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a birds eye view.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200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1959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5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1957年冬或1958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9·11”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18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19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1862-1943)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Gr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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