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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多年前，我曾自己摸索着沿着冲决学系或文理科阻隔这条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我把我这段故事写出来，给当今大学生提供点参考。当年我一直被校方看成是另类，看成是“思想反动学生”。“文理互渗”，冲决学系的阻隔，在当时只能是“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不务正业。我就是一个典型，老挨批。我是死不悔改。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的过去呢？我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
今天我们知道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１８９９－１９５２）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敌人。但凭着求知的本能，我却在日夜偷偷地阅读名著，包括感受、理解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铜管、木管协奏曲，尤其是慢板乐章。美极了！
我的故事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尽管时代变了，但一些基本道理或法则同样适用于现今。我指的是：让跨学科的多维、立体信息铸造、拓展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力争做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世界公民”；力争拥有孟子所提倡的四种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特别需要这四种心。
当代世界到处是危机、困厄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严重欠缺这四心。我们并不缺高科技。从火星探测器发来清晰图片，还缺高科技吗？从４亿公里远的火星发到地球上啊！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拥有这四种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把人引导到拥有这四种心。
北大６年，读了点庄子、孟子和孔子的书，是我自修、自学的一大成绩。我这一代，国学底子差，不像蔡元培和胡适等前辈。２４岁蔡元培就成了光绪年间的进士。
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中国古人论述用兵等军事方面的思想，深受启发：“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宋朝，杨万里《论兵》）
“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宋朝，苏轼《思堂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
当然我学习这些论述，不是为了去领兵打仗，而是把“以死求生”的勇猛精神用到追求知识、做学问上来。也是在大学三年级，从《知识即力量》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国外的新型坦克装备了一种新的瞄准仪，不论坦克在什么复杂的地形上行进、颠簸，都不影响炮弹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我想，我的内心也必须装备这种“水平仪”。在哲学上，这就是“不动心”。东西方哲学都提出过“不动心”这个概念。意思是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保持一种平衡、宁静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是强调自己内心的重要性。宋朝延寿《宗镜录》有言：“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2）
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内外阅历证实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当年反右后的北大，极左思潮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频频不断，“不动心”于我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便在今天，“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癌症、非典、水灾、地震、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我又想起宋朝罗大经的名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最后我想说，回顾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世界许多民族都有“人生不过是场梦”的说法。这才是永恒的真理，无法改变。美国有首古老的民歌，最末一句是“Ｌｉｖｅ ｉｓ ｂｕｔ ａ Ｄｒｅａｍ！”（人生不过是场梦）
记得有一回北大朗润园温德先生哼过这首歌。他家的那间小客厅尽是音乐回荡：“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1）
先交待一下我进大学前的蒙昧状态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进北大前，我处于佛教哲学所说的迷的状态，是未悟；进去后，毕业走出校门，我是悟，或叫顿悟。顿悟是由渐修工夫的积累所致，于是日光顿生，霜露渐消，豁然大彻。要有个过程。整整６年。
《中峰广录》有两段话说到点子上，很深刻，我有亲身体验：“迷则佛境界俱是众生境界；悟则众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说道理，如白日看物。”
进北大之前，我是一个“未悟之人”，一个浑浑噩噩的平庸少年。
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
后来我参加工作，寄钱回家，母亲在收据上也不会签名，只会盖上自己的手印，而且是大拇指。
我平庸，不开窍，久久未悟，不能怪我母亲是文盲，只怪我天生就是晚熟这块料。也许一个人的基因系统或脑结构才是决定一切的，早熟或晚熟，天才或庸才。
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盛老师（女）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至少我是例外。在课堂上，我永远在云里雾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ｘ＋ａ）（ｘ＋ｂ）＝ｘ＋（ａ＋ｂ）ｘ＋ａｂ．
当然，我也不会解下列方程：
ｘ＋２ｘ＋１＝８
整个初中，我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方程会有下面两个根：
ｘ＝－１＋２， ｘ＝－１－２
英文成绩也很糟。我不会国际音标。只好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这个单字的后面注上“隔壁的李师母”。毕竟，这也是一种灵气，只是路子不对劲，属于邪门歪道。
代数和英文这两门功课总是补考及格。领来成绩单，不敢给母亲看，塞在床底下。母亲费劲地找出来，给识字的邻居看，然后就说：“我儿子又是补考及格！”当年我母亲不像今天的母亲们，不会为我去请家教。
初三，我转到私立新民中学。有两节课像黑夜的雷电，对我有所触动：第一是石老师教的平面几何，她是姚校长的夫人。我对她所讲的“圆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一丁点的兴趣。
比如关于圆的定义，石老师说（她的长相、神态、尖尖的声音和手拿直尺的样子，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
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心，这个定长叫做圆的半径。
课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还在琢磨：如果在圆周以外有个点，它到圆心的距离便不等于半径了。
把所有“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统统集合在一起的轨迹，便是整个圆周长，而且一个点也不漏掉！就像一网撒下去，池塘里的鱼一条也无法跑掉。小时候我跟随舅舅捕过鱼。
自然，当时我的思路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只是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好奇，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惊叹号的影子，不过时间很短，像阵风，吹过，掠过，也就消失了。又像浮云，薄薄的一层，不久便全然地散去。
如果把这条思路或这份惊讶坚持下去，说不定进入高中，我会对整个数学发生兴趣，最后报考北大数学系或理工科。
从今天来看，上述思路的性质是一种追寻逻辑思维的完美和满足。它完全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无关。
上述那个惊叹号的影子毕竟是一粒奇妙的种子，落入我的心田或内心土壤中。不过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日子才破土发芽，长出一株幼苗。地点在北大。
第二是新民中学姓陈的历史老师讲的世界史，提到最古老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两条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老师还把米索不达米亚和两条河流的英文写在黑板上：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他要我们抄下来，记住。他说将来要考试。我照老师的话做了，而且是不折不扣。因为这三个地名的发音很好听，如歌似的悦耳，我喜欢，触动了我。陈老师还讲到苏美尔人是最早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成功利用了两条河，建立了灌溉网，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不过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又经常泛滥，洪水特别凶猛，这使苏美尔人内心深感恐惧，加上外族入侵的战争威胁，苏美尔人觉得在一些无法控制的敌对力量面前，自己是无助的，内心深为不安，有种悲观，说：“人生苦短，生命也脆弱，无论做什么，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陈老师最后说，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课题。老师还把“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这个课题写成英文，也叫我们抄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ｔ Ｓｕｍｅｒ．
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英文，是个奇迹。这节世界历史课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之交的日子，着实让我兴奋、沉醉了４５分钟。不过它还是像雷电，像阵风，像片云，很快就消失在我昏睡、平庸的井底，被淹没了。它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的交接日子，才猛然从井底中冒上来，泛起一阵阵惊醒的泡沫。其地点已经在北大未名湖畔。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2）
初中毕业，我考入南昌二中。它的前身是心远中学。张国焘和方志敏都曾在该校就读。师资力量很强，在江西省名列前茅。尽管这样，强大的教师阵营依旧没有打碎我平庸的坚硬外壳。因为时候未到：“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
我这样晚熟，不开窍，只怪自己，不怪江西南昌这地不养人。在历史上，江西有过自己的辉煌。如果说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燕赵文化》，
那么就有《赣文化》。
隋唐是中国佛学或佛教哲学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各种流派。但为何只有禅宗才能在江西立足并得到发展？早在唐代就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往江西”一说。禅宗分南北，江西便成了南禅最为盛行之地。（按理我今天要返乡，走近禅宗）
我这个人，越是走向成熟，走向“世界哲学”，就越推崇禅宗。我忘不了我在北大读到白居易给“禅”下的定义：“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
这个悲观的定义构成了我今天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个人身上既有光的面，也有暗的面。两个面的种子都是在北大撒下的。
不要忘了，宋明理学在江西有过很大发展，尤其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它植根于江西，和江西的思想文化传统分不开。江西出了诸如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曾巩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