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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的收藏和温德先生的收藏可以相互补充，尽管从数量上看林的收藏仅为温的收藏的十分之一。打个比喻，两者合起来是一桌盛宴，林的收藏是冷盆、小菜和饭后的冰淇淋；温的收藏是北京烤鸭、烤乳猪、烤全羊等主菜。
当然，林的音响设备还是战前手摇式唱机，每唱两三张便要换唱针。即使这样，也免不了发出磨擦的沙沙声。不过，优美的旋律还是令我陶醉。
三年来，我把林家的一些最好唱片都听得滚瓜烂熟，融进了我的血液。林先生总是和我一块欣赏，而且百听不厌。他的口头语是：“好听，好听！”
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住了半年。有一回，有所商业专科学校举办校庆，晚上有联欢会。会上有手风琴、吉他伴奏。有人提议合唱几首德国民歌。我跟着唱了十多首。只有两三个上年纪的老师能跟上。施密特校长好奇地问我，我是从哪里学会这些古老的德国民歌？
“三十多年前听唱片听会的！”我说。
“你的德文歌词发音很准。”校长夸奖我。
接着他对在座的青年学生说：“你们应当感到惭愧。人家一个中国人都能唱十多首德国民歌，你们反而不会！”
的确，我非常喜欢德国民歌。这些优美的旋律是德意志民族的心声。它代表了善，而纳粹德国的军歌则代表了恶。
第２，林先生指给我看摆放在客厅里的一架破钢琴，是他用稿费１００元从旧货店买来的。许多音都不准，根本不能弹，这使我失望。因为当时我正在学钢琴。
他买下钢琴，仅仅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高层次的象征。当然也是对古典音乐表示崇拜的一种符号。
这符号并不坏，就像今天有人崇拜大自然的野性，在客厅里挂一个野牛头骨或羚羊角。
第３，林先生说他正在翻译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小册子，每本不过三四万字，如：《为世界观而搏斗的物理学》《宗教和自然科学》。
当场我就被这些书名感染，就像一个饿汉闻到烤鸭飘香。
“林先生，你能把德文原版给我看吗？”
当这两个题目的德文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一亮：我被震撼了！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的大脑总有这样一种反应：对一些译文，我的反应常常是平平，震级是三级；一看到原文，即被它深深感染，震级为八级。尤其是当原文每个开头字母是大写的时候，我觉得有种庄严、神圣和崇高感迎面扑来；我觉得每个开头字母大写营造了一种古希腊罗马建筑的美感或韵律，对我的大脑是个冲击。比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宗教和自然科学）。Ｒ和Ｎ均为大写字母。
《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论数学新的基础危机）。
在我成长、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我的大脑这种反映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它给了我激情，进入角色。——这比什么都重要。
林先生已经把普朗克的《科学自传》译出来了，也出版了，仅三万字，商务印书馆出的。其中有一段，林先生很得意，特意在我面前朗诵，为的是“奇文共欣赏”：
“我在慕尼黑麦克斯米利安中学念书的时候，数学老师缪勒教了我多年的数学……他懂得用生动、具体、卓有成效的例子来阐明他教给我们学生的那些物理定律的意义。”
“比方说，我所接受的第一个独立于人而绝对有效的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原理，它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缪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辛辛苦苦把一块沉重的砖头扛上屋顶去的泥瓦匠的故事；他讲得非常出色，娓娓动听，那是我忘不了的。泥瓦匠在他扛砖的时候所做的功并没有消失，而是原封不动地被贮存了起来。或许贮存了许多年之久，直到也许有那么一天，这块砖头松动了，以致于落在下面一个人的头上。”
这个故事也深深触动了我。它也像一个救世的福音，响彻了我的心坎！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来回顾这段往事，便很清楚了。当年我对这条有关“能量守恒原理”之所以产生了刻骨的共鸣，估计有以下原因：
Ａ． 社会政治（表层）原因。
反右后的北大，什么都是动荡的，人心没有了安全、稳定感。也没有了确定性。在这种大背景下，我特别渴望攀附到一块坚固的岩石。
我想起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之后，必然是佛教思潮盛行之日。对于我，数学、物理学绝对有效的真理（如能量守恒原理）便成了佛教的代用品。面对外界环境对人的压抑，这个代用品于我有保持心灵独立的功能。
Ｂ． 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的深层原因。
“我崇拜，故我在”（5）
这比前一个原因要深层得多。即使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这个原因，这一追求，这一根本的动机，依然不会消失，永远会在那里起持久的作用。
事实上，探求能量守恒原理也正好构成了普朗克漫长科学研究道路的出发点。它之所以“宛如一种救世福音”响彻了少年普朗克的心坎，是因为他从此开始发现了“自我”，渐渐寻找到了“精神家园”，获得了一种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科学信念（这是宗教信念的代用
品）：
追寻那些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绝对有效的普遍世界规律。
这就是“从相对到绝对”。（Ｖ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ｎ Ｚｕｍ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１９２４年普朗克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一篇讲演，题目便是这个标题。对千百万大众，寺庙、教学里的建筑空间是他们皈依的宗教；对极少数人，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包括禅宗）才是走近上帝的地方。分清这一点是我的觉悟，标志了我开始走向成熟。
１９５８年深秋去中关村拜访林书闵对于我的进一步成长是一件重大的事，它和温德先生家的音乐“第一课”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两位先生是无心，我则是有意。
当时林先生告诉我，他翻译《普朗克科学自传》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付给他四五百元稿费。这相当于我三年的助学金总数。听后我记得我没有为此动心，并没有受到什么诱惑。而对我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只有这两样永恒的东西：
德国民歌；
普朗克的科学道路，以及物理学同哲学的关系。
今天，这两样东西还在我的血管里日夜涌动。
当年我没有被稿费所动，说明我这个人的本质，说明我是“立志要高，不要卑”。——今天我仍然为我青年时代的这一选择和追求而自豪。
从中关村林先生家走出来，我发觉我追求的对象是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是从相对逼近绝对，是爱绝对。（Ｔｈｉｓ Ｌｏ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这爱胜过名利地位。这爱在本质上是爱上帝。这爱铸造了我一生，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铸造。没有这爱，我的内心堡垒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为此，我要感谢林先生，尽管他没有直接教给我什么，但普朗克这个名字却是我从他那里知道的。这也就够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和领悟。中国古人有言：
“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
看来，我是以神听了，所以能听到骨子、血液里去。我读书，尽量做到三步到位：；眼到、心到、神到。
林先生家有两张唱片是温德家没有的：
Ａ． 一首英文歌《意大利花园》（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吉他伴奏，女低音，很煽情，很有磁性。开头一句是：
Ｃｏｍｅ ｔｏ Ｍｙ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ｔａｌｙ…… Ｉ ａｍ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来到我的意大利花园……我正等着你……）
是１９世纪末的一首情歌，非常美。
有一回深夜我经过未名湖，用口哨吹着这首歌的旋律。第二天奥地利老师蔡司贝格在课后问我：
“昨天夜里有人用口哨在未名湖吹《Ｉｔａｌｙ Ｇａｒｄｅｎ》，整个湖边周围都能听到，很好听，我估计是你……年青的时候，我在维也纳咖啡馆经常听它，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只是多年不听了。”
Ｂ． 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小提琴曲）。
１９５９年早春，林先生为我放这首乐曲，我的血液马上被煽动起来了，说：“把窗子打开，让春天进来！”
其实北京的早春还很冷。４４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能记得我当年发自内心的这句感叹。
今天，我家的音响设备由于科技进步，比温德、林书闵先生家的音响不知要先进多少倍，但我忘不了朗润园和中关村两地的管弦和歌唱。早年，我的音乐教育主要来自这两处，第三处便是北大钢琴社。好几架钢琴散落在校内好几处。
我经常去两处练习：未名湖畔室内体育馆楼梯底下有间仅５平米的斗室；生物系大楼背后有几间屋，那里也有一架钢琴。
我断断续续只弹了一年的“拜耳”谱子，没有固定老师指导。我多么想把《少年的祈祷》和柴氏的《六月船歌》弹下来，即使是结结巴巴也好！但我的基本功不够，我的技巧够不着。政治运动太多，无法安下心来练习是主要原因。总之，没有掌握钢琴这种乐器成了我终生的憾事。幸好，我还有一些识谱能力。所以在音乐领域，我只是一个铁杆业余爱好者，偏重对音乐哲学和音乐美学进行思考。幸好，我听得多，几乎听了一辈子。古人说：“能观千剑则识剑。”
听音乐如同读书：听百遍，义自见。又是中国古人所言：“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
《颜氏家训》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要以我用书，勿为书所绊。”——从北大始，我同音乐世界便是这层关系。
１９６１年８月我毕业离校，林先生也调到第二外语学院。地点在东郊，建国门外，离中关村很远。先生每天骑车，来回在路上就要四五个小时。冬天他仍习惯戴顶大草帽，给人怪诞印象。文革他也挨批斗。我问过他的遭遇。他只吐出了三个字：“被毒打！”
“我崇拜，故我在”（6）
他们搬了家，从中关村搬到成府，地处清华正门和北大后门之间地带，屋子比较破旧。我只去过一次。唱机和钢琴早已不知去向。估计被红卫兵扫四旧扫掉了！
我为那些唱片而惋惜。那是革文化的命，天大的罪。
林先生有６个儿子。个个都很聪明，能说会道，不像他们的爸。老大读中央美院附中，
后来听说去了美国。
又是听说，七十年代末林先生自杀身亡。原因不详。估计是性格造成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不可调和的冲突，加上厌世，才走上了绝路。
他悲观厌世的日子，正是拨乱反正、国家和民族开始有转机和有起色的黎明。他走得不是时候。他挺过了“被毒打”，却在黎明曙光照耀中华大地的时候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好听的音乐并没有留住他！他理应把普朗克一些物理哲学论文翻译出来，照亮青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