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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不在别处，又在北大。我的所有“第一课”都是母校给我的。这才是“母”这个汉字的确切涵义。
一块纯金子和点金术
在北大求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选择了上帝的右手：要点金术。
隐隐约约在瞑瞑中，我看到上帝同时举起两只手，说：“赵鑫珊，你听着，我的左手握有一块现存的纯金子，右手握有点金术，你选择我的哪只手？”
幸好，我选择了点金术。今天我才懂得，这是我在校６年的最大收获。
自己会“点石成金”比拥有一大块现成的纯金子要珍贵千倍，万倍。事实上我毕业后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那里泡了十七年，就在学着用上帝的右手（点金术）把广大的农业科学——应用生物学放进我的“哲学世界观”大磨盘中去碾碎。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灵魂的觉醒（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
追求真理的激情（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
在北大，我的最大收获原来是拥有了这两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使命感” 是决心在贝多芬《命运》主题的感召下成为“永恒的回声”（Ａｎ Ｅｃｈｏ ｏｆ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我今天还走在这条路上。
当我时时听到这回声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是幸福，不是快活。幸福的层次比快活要高，且高得多。
金矿，银矿，待日后开采
在北大，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大约十几处初步探明了大型金矿、银矿，但没有大规模开采。当然要一个学生去大规模开采是不现实的。
在有的地方（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和量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我挖掘的层面稍微深一点。
或者说，北大６年，我的最大成绩是知道了叫开深藏金银财宝山洞的暗语：芝麻芝麻，开开门！
我永远忙碌在庄子指出的路上：“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道大自然的作用，也知道人的作用，这是最高的认识）
这正是我一再说到的“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最高使命。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怀念、纪念我的最初一步。
那是我搭建或构筑“天地人神”四重框架的岁月。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四十多年是我不断充实、深化该框架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有最后一个句号。它是一首《未完成交响曲》。
我的一次失误：回忆中的陈镇南先生
一件在青少年时忽视或疏忽的东西，到了日后（比如二三十年后）往往是他追悔莫及的珍宝。
大学三年级我疏忽了陈镇南先生的德语语法课便是我的一次失误。这性质同我忽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相近似。只怪我自己“有眼无珠”。
陈先生，上海人，早年在清华读数学（？），精通逻辑。后专攻德语语法，也是一绝。他写了一套讲义，发到我手中，被我轻视了，我没有好好读，漏掉了一条大鱼！后来我在回忆中才懂得那套讲义的价值。陈先生是用数理逻辑的眼光去处理、分析德语语法，分析得很透彻，有如剥洋葱，一层层地剥，很严谨。
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德语语法能不是很哲学味的吗？我又想起英国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名言：德语非常适合用来表述哲学。而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两大部件。
德语语法肯定是很哲学味的，即具有哲学——囊括天地人神——的结构。就是说，德语语法比较接近数理逻辑。
这正是陈先生写讲义的着眼点。但是我忽视了，漏掉了。因为我手中的大网有不少大洞！
大约二十年后，我读了英国哲学家艾耶尔（Ａ．Ｊ．Ａｙｅｒ， １９１０－）的成名作《语言、真理和逻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才恍然大悟陈先生那套讲义的哲学和逻辑价值！
后来，艾耶尔还写了一本《哲学和语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其实陈先生的讲义也是这条路子，只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语言哲学的境界。过两三年，我一定写本专著《哲学和语言》，为的是弥补我在北大的失误；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错。
近年来日本有门叫“失败学”的学问。很好。
日本各大企业非常注重分析失败案例。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让人在失败后变得聪明起来是“失败学”的使命。
我和陈镇南先生的私下交往仅两三回。他衣冠楚楚，发型挺括，油光可鉴，给人绅士派头印象。这在当年并不多见。或许他也是在用严谨的法则和秩序去安排日常生活。生活也应该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他热爱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在座的几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１９６０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４０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也许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扉打开。如果他能讲一讲德语语法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内在关系，那对我又是珍贵的“第一课”。其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便表达了这种关系：
“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我说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语法，是很怪异的。汉语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人乍一读，不习惯。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浓浓的哲学味便品尝出来了。确实是“此中有真意”。
如果中学生作文造句，写出上面的句子，老师肯定会说：语法不通！
但有些杰出思想和观念的表述往往是不规范的。只有在不规范、打破常规的外壳中，杰出的内核才能存在。
中国古诗常常有这种不合语法现象，但非常有意境。如果语法很规范，诗意即告吹。比如李白有首写听僧人弹琴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余响怎么会入霜钟呢？不太合语法，但这样去表述，便非常有味道，诗意浓。中国古诗词的妙绝常常在此。
唐诗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恰恰营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这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秘诀。如果把“余响入霜钟”交待得清清楚楚，符合语法，那么诗的意象便会告吹。
不是故意出语惊人，实在是诗意的需要。最哲学、最诗意的境界也许都在语法规则之外。
陈镇南先生如果今年还健全，估计有八九十岁的高寿，祝他健康，长寿！谨向他致歉，当年我不成熟，没有认识他的讲义的价值。
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1）
她是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怀念母校，我自然就想起赵林克娣老师。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细细算起来，她整整教了我四年德文。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二年级上学期九月开学，她一见到我就说我长高了一点。那回恐怕是我最后长个子。因为暑假在学校锻炼，伙食比家里要好些，最后长了点个头。
大家都叫她“赵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赵，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
据说，赵锡麟先生在特种钢方面是权威。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和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
１９４６年赵先生携带家属（一子一女）回国。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到北京。赵太太原在清华任教，后在北大西语系教德语。
赵太太的德国姓是林克（Ｌｉｎｋｅ），名克娣（Ｋｅｔｈｙ）。她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头，便成了赵林克娣。
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德国女人。
大女儿叫玛蓉（Ｍａｒｉｏｎ），全名是赵蓉，比我小五六岁吧。小儿子叫米侠（Ｍｉｃｈａｅｌ），全名是赵侠，比姐小两岁。
１９５５年冬，我在他们的清华园家见过姐弟俩。当时她（他）们读初中。
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味。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１９５５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２０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１９５７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１００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１９５７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１９９９年，先生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１９５７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