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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天性乐观、幽默。在逆境中，他总是一笑置之。但毕竟连累了家属。工资从三百多元减到一百多元自不必说。赵太太的精神受到压力也是显然的。更严峻的是子女的前途。
赵蓉、赵侠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当时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父亲是大右派，母亲是德国人，能考取吗？
后来赵蓉进了一家工厂当车工，赵侠做了卡车司机。改革开放后，赵蓉去了德国，投奔姨妈。
赵太太家的宅子是明清风格的屋，虽小了些，但很精巧、别致，冬暖夏凉。赵先生常爱在屋前屋后种点什么，嘴巴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或烟斗，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况味。
有时我路过他家，赵先生会同我神聊一个多小时，然后留我共进晚餐。不过今天我才懂得后悔，当时我没有从他那里详细了解纳粹德国时期普通老百姓状况。因为二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德国。比如，中国人在纳粹时代会受到歧视吗？
赵家请了一个保姆，叫吴妈，说满口的北京土话，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罗宋汤（牛肉、土豆和西红柿）。
好几回，我从温德先生家听完音乐走出来已是深夜。我特意从赵太太家门口经过。明月高照，湖面美极，静极。赵太太书房的灯还亮着。
四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那古色古香的花格子窗和里面的灯光，当然还有清风朗月中的、镜平波光的朗润园。我尤其忘不了秋雨鸣败荷，过客感秋多的情景。那里留下了我多少青春的脚印啊！
我的德国老师赵林克娣（2）
我去赵太太家做客的次数并不多。一个学期不过一两次。主要是怕打扰她。她的教学任务重，还有些家务。至于温德先生家，我每个星期要去一两次。他有的是时间陪我听音乐。遇上他忙，他便在隔壁小书房打字，我自己选唱片，开电唱机。
１９６１年６月，校游泳池开放（紧靠西北角，是同学义务劳动挖的，离朗润园很近）。我几乎每天去。我读二年级，赵太太因为我爱游泳，便替我取了一个雅号：金鱼（Ｇｏｌ
ｄｆｉｓｃｈ）。有一天，我从游泳池来到温德家。老温德想告诉我一个秘密，表情有点神秘兮兮：“赵太太的女儿在同威尔逊谈恋爱！我在游泳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
这个信息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也引起了我的嫉妒。
在我眼里，她一直是个小女孩，何况她又是我老师的千金。对她，我不敢有一丝一毫非分的想法。其实按年龄，我和赵蓉谈恋爱最配，比例最佳。男方比女方大五岁，符合上帝的“黄金分割”。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了赵太太家。这回是破天荒第一次专门冲着老师的女儿去的。
赵蓉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意图。晚上，赵太太留我吃饭，之后吃西瓜。赵太太在湖边（离她家大门口仅四米远的距离）安放了两个小凳子，让她女儿和我边吃西瓜边聊。（今天我才懂得，这是赵太太的默许或暗示）
吃完西瓜，我特意掏出手帕，为赵蓉擦手。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赵蓉拒绝了！
她的性格直，是游泳队的，不习惯含情脉脉。她不是《茵梦湖》中的女主角。后来我邀请她游过几次泳，并引起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口哨声。因为她长得像德国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毕竟当年我在男女关系上太嫩，还是一张白纸，不开窍，不敢使劲地追下去。放松了半年。有一天听说赵蓉同清华大学土木系一位教授的儿子好上了，也是游泳队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痛苦了一阵子。一切都成了定局。其实不然，是我的错误判断。
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两家时有交往。
１９８３年我由北京迁居上海。后来听人说，赵先生已去世，赵太太和女儿、儿子全家去了德国。她阔别自己的祖国已半个世纪，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我只有遥祝她们幸福。这些年，我常常会回想起她们，想起北大和朗润园，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长夏清暑，西郊人静。尤其是湖边通往她家的那条小路。
如果赵太太今天还健全，她该是九十多岁高龄了。
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写到这里，我的内心在呜呜咽咽地哭。没有泪水，听不到抽泣。这是有关人生的哲学叹息。
我爱赵太太全家！
本打算在这里放几张我和她们的合影，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老照片给毁了。因为上面有外国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那是没有理性的、疯狂的岁月。今天的大学生很难想像当年国家、社会生活的错乱程度。
个人会精神错乱，时代、国家也会。
写到这里已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号深夜。缓缓放下了笔。我想到在德国柏林的赵太太全家。
赵蓉的姓该是她妈妈的姓了。叫Ｍａｒ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玛蓉·林克）
四十多年的往事远了，又是如此地清晰，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我记起唐朝孟郊的诗句：“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怨别》）
回忆温德先生（1）
我最亲近的老师，除赵太太外，便是温德先生了。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
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音乐会。
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１２５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的清华，她有时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害怕。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
记得１９５９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三十年代初，温德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听说杨绛写过记念温德先生的文章，可惜我没有读到过。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去。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７点到１２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
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我问过他，怎么会收集到几千张唱片？同一首曲子便有三五套，不同的版本：指挥不同，独奏家不同。风格自然有别。他说，１９４６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东安市场的日本商人急着要回国，只好把唱片贱卖。一斤猪肉的钱可以买到三套交响曲。当时温德先生最推崇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和福尔特文格勒。小提琴家有海菲茨和克莱斯勃。后来有了苏联慢转唱片，便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和柯岗的录音。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１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附仆人老张 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第三天碰到赵太太，她对我说：“听说你星期六晚上睡在温德先生家。这很好，他很寂寞，你常常去看他，他很会高兴！”
温德先生有个姐姐在英国。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１９６１年５月，他骑车摔伤，骨折，住在城里协和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给了他一份惊喜。那天，我足足陪了他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暮色苍茫，我才离去，回到北大。
８月，我便毕业离校。
文革中他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把他花园的花木全给拔了，毁了，说：“养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许养！”
温德跳起来，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小土匪，擅自闯私宅！”
红卫兵不吃这套，扬言要揪斗老温德，除非他发表道歉声明。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惦记赵太太和温德，特意去朗润园看了看。只看见大门前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红卫兵勒令温德赔礼道歉的公开信。
另一张是温德向红卫兵道歉的信。（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１９７３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１９７８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了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９０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
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９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突然，我想起唐诗：“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回忆温德先生（2）
自那以后，我还回过两次北大，但我不敢去朗润园，我怕在那里同我的逝去的青年时代相遇；我怕那里的古屋和后面的圆明园荒野勾起我的伤感：“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李白）
冯至先生（1）
冯先生早年写诗，也翻译德文诗（比如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当然他的《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