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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少年蒙昧是内因，同江西无关。
高中同学有许多优秀生，他们不仅数理化好，还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小说迷。我记得他们经常到东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去借小说读，而且交换着传阅，谈心得，而我在这方面则要迟钝得多，闭塞得多。我始终在圈外，从没有加入的要求。其实我家住在马家巷，离百花洲省立图书馆仅１０分钟的路。高中二年级，在同学文学圈子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也办了一个借书证。不过读的书极有限，说到底是内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我还在一个劲地昏睡。记得有两本书给了我较深印象：
１． 《瓦杜丁传》。乌克兰人。卫国战争英雄。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官。在前线指挥时，死于德国飞机轰炸。大将军衔。
２００１年２月，我造访基辅。在一座街心公园，我突然见到“瓦杜丁大将”的铜像。我久久站在那里。
乌克兰友人柳芭问我：“你熟悉他？”
“１９５４年，我读高中二年级，读过他的传。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所以印象很深。”
２． 英国小说《宝岛》（有人译成《金银岛》），作者是新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的斯蒂文森（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有关藏宝的荒岛，两帮人拼命争夺宝藏，纯属虚构，曾吸引全世界的无数青少年，其中也包括我。
那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读它到深夜一点。母亲看到我的屋子还有灯光便开口：
“鑫儿，都几点了，还不睡？”
这时有往南飞的雁阵从高空掠过，我放下了《宝岛》，始觉天地人间有种悲愤的元气弥漫。这感觉非常朦胧，只是薄薄的一层，时间也短。在往后北大的日子，我这种“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的境况便成了我的精神构造的基调，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这点刹那间的体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那就勉强算上吧，算是一个微不足道，一点也不显眼的感叹号。不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等待，等我进入北大，受到严重挫折后的猛醒。
整个中学时期，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会超过１０本，包括《西游记》《封神榜》和《儿女英雄传》。同今天的高中生相比，当年的我是很寒酸的！我为我自己脸红！如果还要在我中学时期再找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小亮点，那就是我对苏联电影的狂热和敏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苏联电影对我是全面的启蒙：世界观的，文学的，诗的，绘画的，音乐的。今天来看这些电影，除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糟粕外，许多东西还是能留下来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思考，感受，得到丰富营养。
老实说，就深度和艺术水平而言，美国好莱坞的作品在苏联电影之下，而不在它之上。美国片是娱乐性的，苏联片是生活教科书。我永远忘不了《乡村女教师》。这部朴实无华的影片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美学或审美的熏陶。乡村女教师送学生去县城考中学，穿过原野，风吹草动，蓝天浮云，学生朗诵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的诗句：“挺起胸膛往前走……”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还能记起这些画面和台词，可见它给我造成了永不遗忘的印象。
可以说，苏联影片为我平庸的少年营构了第一个艺术细胞。它要等到我进入北大后去发扬光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是我高中三年时期。我至少看了３０部苏联电影。当时我是中苏友协会员。凭会员证，电影票１角２分。全国大中城市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一放就是五六部。有些片子我要看两遍。大导演和杰出摄影师的艺术无疑塑造了我。当然还有电影音乐，为我后来进入西方古典音乐作了准备。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3）
说来惭愧，进北大前，我连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由此可见我的平庸。
影片《格林卡》给了我震撼。
作为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并不显
赫，但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伊凡·苏萨宁序曲》和《鲁斯兰与柳德米娜序曲》却为我开了眼界，拉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序幕，同圆的定义、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一道，在我的少年心灵的底片上感了光，为我进入北大脱胎换骨作了一丁点准备。
我忘不了格林卡从马德里坐马车回到莫斯科的那些镜头。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有一块国境线上的界碑，马车飞驶而过，表明作曲家回到了祖国。在一口井边，格林卡向村姑讨了口水喝。远处传来俄罗斯的民歌，格林卡缓缓抬起了头，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那些年风行的苏联歌曲（包括俄罗斯民歌），我几乎都能唱。当时我正在学俄语，成绩不错，在外语方面有点开窍，露出了一线曙光。读完二年级，即将进入高三。在同学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报考大学。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出路，一切由我作主。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以下几种看法：
１． 第一等出路是留苏。每年要从毕业班选派几名留苏生。
２． 考取北大、清华是第二等出路。
３． 重理工，轻文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理工科是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坐天下，理工科都有饭吃）
４． 跨出省界，走得越远越好。考取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也比留在江西强，且强得多。——古人曾用“贵远贱近”这四个汉字来刻画人的这种心理。“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也属于这种心理。
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１９６０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Ｎ．Ｂｏｈｒ）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
１． 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２． 要从“我们的整个文明”（Ｏｕｒ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人类历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