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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害
我生活在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
这是搞人治不搞法治的必然结果。
我留一级，来到比我低一年、相当陌生的班级上课。同学鄙视的眼光射向我，我要承受下来。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听说我是个“思想反动”学生，不敢同我接近。但也有一些
正直、善良的同学，比如王朔（上海人，家住梧州路）、张培康（上海人）和钟学宽（香港人，毕业后回到香港），待我还是友好的。今天，我感激他们，怀念他们。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近况。没有消息。
有三四个极左派，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
极左分子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丧尽了天良。极左路线需要一批极左分子做基础，否则路线怎能推行？当年的极左分子如今也已六七十岁了吧？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了。有的作了忏悔，有的保持沉默。在道义和良心上，他们是有罪的。
当年我在新班级的处境十分艰难。孤立、压抑。只好再退一步，退向内心，深挖洞穴。读到马克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我的经济状况依旧是穷。当时早饭实行自动交饭菜票，凭共产主义觉悟。小箱子就放在稀饭大木桶的旁边桌子上。咸菜是两分钱。突然，班长（团支书）Ａ冲着我大声地说：
“赵鑫珊，你为什么少放一分钱？”
“我不是放了两分吗？”
“我亲眼看到你只放了一分钱，你还赖账！”Ａ恶狠狠地一口咬定。（其实他早就埋伏在那里）
下午以Ａ为首的三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勒令要我坦白交待自从早餐无人收菜票以来我总共少付了多少钱？三天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有交待。结果系保卫科科长找我谈话，向我指出“坦白从宽”政策：“你买了不少德文和英文书，你每月只有１４块５的助学金，你哪来钱买书？！你说！！！”“我卖掉了我母亲给我的金戒指和手表，还有三条毛料裤子和一条很厚的羊毛毯。”我说。
“你能拿出发票吗？你回去找出来！”科长说。
幸好，我从德文版的《海涅全集》和《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中找出了两张发票。
最后我被释放了。为此事，我足足痛苦了半个月。这是为留级付出的代价。如果我被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果可能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
从我这一段经历，可以联想到全国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当然最大的是后来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根源是人治，不是法治。
其实，按今日的法律程序，对我的诬告是根本不成立的。
当年我在这方面还是太嫩，没有起码的社会和法律知识，任凭极左分子陷害，自卫能力极差。不过当时谁又能同组织对抗呢？彭德怀、贺龙、潘汉年……不是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吗？
幸好，我又渡过了一次劫难。６年北大，１０年文革，风险迭起，几经灭顶，但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十三陵燕子口村（1）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半年，忘不了这个小山村！
１９６０年９月，我们全班同学在“要在劳动中毕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开赴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燕子口村去锻炼，为期半年。这一决定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使我泡图书馆的原计划落了空。那个年代，学生就是坐不下来，老在折腾。至于弹钢琴，更是泡了汤。
在我的行李中，带了这几本合法的书（别的书不能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本和德文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文本和德文本）；《反杜林论》（中文本和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
总共７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我还是尊敬的，直到今天。我尤其欣赏恩格斯的豪放性格、宽广心胸和多才多艺。三十二年后，我在德国造访了他们的故乡。
在乡下半年，我要尽量挤时间读这些经典。我看这类书，班干部也无话可说。这样不顾一切的用功，全班惟独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从此，班上同学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因为他们从一道门缝里见出了我的真相或一种顽强的意志。
燕子口村是个很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土地贫瘠，坐落在北京昌平县十三陵定陵的后面，靠近规模较小、年久失修的康陵和泰陵。（我看见它们在西风残照中破败的样子）
北方山区的农活并不繁重，因为不用肩挑。比如给果树上肥主要靠毛驴。在我看来，绵羊和毛驴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两件最好礼物。因为它们特别驯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办事，百依百顺，从不会说个“不”字。
燕子口像十三陵地区其他地方一样，柿子（个头特大）和梨是主要果品。中秋节前夕，有的柿子在树上熟透了，拍哒一声落到地上，捡起来放进嘴里，又软又甜，真是造物主赐给人的一份口福。
我们班分别住在老乡家。早晨敲钟，下地干活。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约摸５０多岁）总是提早到，然后站在钟的旁边分配一天的工作：收玉米、谷子；摘柿子；上山打柴；赶毛驴下山去拉煤；再就是后勤帮厨。放羊和喂猪有固定的人手。
男女工种常常不同。
我仔细观察人与人的这些关系。结合恩格斯的著作，我企图解剖王村长同村民的基本关系，为的是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追问事物的起源，其实质是在进行哲学探索。在我眼里，燕子口村是国家的雏型或一个小小缩影。王村长便是国家元首的原义。至于后来的国王、皇帝、总统成了欺压老百姓的专制独裁者，那是异化的结果。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很有用的。
是的，王村长同大小一百来口村民的关系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政治哲学的兴趣。这时候，我才有所悟。为什么中国古人这样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
此处第一、二、四个“天下”指国家；第三个“天下”指千万老百姓。这时候，仿佛突然有束政治哲学智慧之光照亮了我的内心。我庆幸我来到了燕子口，和乡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呆在图书馆死读书，我不可能接触到政治、国家和元首的源头及其真正的涵义。
其实，这时候，我正是在叩问：政治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国家？国王、总统的原义是什么？
到了燕子口，我才明白从书中读来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的格言大训，如：“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
“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王安石）
“君必自附其民，而后民附之；君必自离其民，而后民离之。”（明代，庄元臣）
每天早晨下地前，全村男女劳力都围着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听他分配、安排一天的“农活”。在劳动生产方面，他有丰富的经验；在人品方面，他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村民信得过。村里若有什么纠纷，必请他出来调解、仲裁，主持公道。他的模样厚道、善良、精明，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经常默默地站在一株树下不动声色地观察王村长。我意识到他的角色便是皇帝、国王和总统原义了。偏离他，都是错误的。从这段经历，我在日后才对政治哲学发生了兴趣，直到今天。而“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便是在十三陵燕子口上的。
我把燕子口的这一课看成是北大求学的继续。
国庆前夕，传达了彭真市长的报告。一句话：“形势一片大好！”
十一月底，十三陵地区下了第一场中雪。又传达了彭真的讲话：想尽一切办法备战备荒为人民。（暗示大饥荒来了）
班里的生活委员叶本（安徽人）要我们去收集杏树叶，越多越好。我们扒开树下的雪，捡起杏树叶，然后用水浸泡，把苦汁榨掉，切碎，混在玉米面里，做成杏树叶窝窝头。粮食同树叶的比例是１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树叶。
开始咽不下去，因为叶子刺咽喉。大便也难，不顺。因为肛门不习惯。进出口（上下的洞口）都不习惯，陌生得很！
为了可口些，有人把杏树叶窝头在炉子上烤，有点香味。这样的吃法，吃了四个月。大部分同学出现了浮肿。我没有。只是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一有空，就读我带来的书，照样“俯而读，仰而思”，并联系我在燕子口亲身经历的一切。
十三陵燕子口村（2）
我知道，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Ｌ．Ｈ．Ｍｏｒｇａｎ， １８１８－１８８１）为了研究美洲土著的原始生活，专门跑到他们的部落中去生活多年，写出了《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美洲土人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等原创性著作，成了恩格斯的主要参考书。摩尔根深入实际生活的做法大大鼓舞了我。得到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
有了这种想法，我在燕子口的日子过得生机勃勃，精神抖擞。因为我在观察、思考和体
验。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６年（１９６９－１９７５）放羊生活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非常有帮助。
我们班上有６人住在四叔、四婶家。他们有二子一女。一天吃早饭，四婶在家里对１２岁的儿子大发火：
“你怎么把弟弟妹妹的定量也吃了？！你叫他们咋办？！”
四婶一气之下上前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把大儿子的一碗玉米稀粥打落在地！我看在心里，被深深触动了一下。我好像看见有只无形的手（当然不是四婶的手）把那只碗打翻在地。
在我的政治哲学启蒙中，四婶家的这一幕悲剧足够抵得上十本教科书，尤其在当年那种环境。它帮助我看清了民族、国家悲剧的根源。（至于后来的文革，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这时候，从《马恩全集》第１卷读到下面两段话，特别有启发，它们仿佛是两道思想的闪电，让我看清了现实生活发生悲剧的原因：“民族的意志，正像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的国家组织。”（第３１６页）
我还加了一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要以这些理性的根本规定作为自己的大前提，否则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老百姓会遭殃。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大跃进”失败正是因为一言堂，违背了理性的规律，结果叫老百姓吃草根树叶树皮。彭德怀只是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这种违背，说了真话。
马克思在第４１８页继续写道：“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部分真相，下场却是悲惨的。
看来，我把７本书带下乡是对的。我是对照现实，活学活用，收获大。从那时起，我就坚持利用合法环境，读马恩原著，原汁原味，不走样。真正的修正主义就是走样。十年文革是大走样！哪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
班级里的极左分子怎么也想不到，我读马恩的书，居然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