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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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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8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1961年9月参加工作到1980年1月母亲去世,这19年间我回去过10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4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10岁)、弟弟光华(8岁)和小妹云秋(4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10年、20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11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1955年8月24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28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4元。(当年1个月的伙食是12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25日凌晨1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60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90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Made in Czechoslovak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8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14.5元,12元伙食,2.5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6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50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25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27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6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1958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10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2001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6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6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6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4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1898-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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