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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了，记者也只好作罢。
就在那天，她让万喜良陪着到医院外面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她没说任何实质性内容，只是谈谈天，说说地，撒了撒娇，然后就挂了。挂掉电话之后，她才哭，哭得特委屈，万喜良把她抱在怀里，用手触摸她的脊梁抚慰着她，她说我现在特别想他们，想跟他们撒娇。
哭够了，她把眼泪在万喜良的肩膀头上擦擦干净，噗嗤又乐了。走出电话亭，她一扫小可怜的窝囊样，又清清爽爽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万喜良心里说，整个一变色龙，却不敢说出口，怕她掐他。她喜欢掐人。似乎，所有的女人都喜欢掐人。
万喜良在街上总是跟她保持一臂距离。
安静就不高兴，她愿意挽着他的胳膊招展过市，碰见熟人也不回避，还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她说怕什么，挽着胳膊又不有伤风化？万喜良说回到屋去再这么着，不好吗？想怎么挽就怎么挽。
安静狠狠瞪了他一眼，说男人真虚伪，开开门一脸的道貌岸然，关上门就是嬉皮笑脸，哪有女人来得率真，我警告你，在街上你不让我挽着你，在屋里我也不让你碰我。万喜良拗不过她，只好让她挽了。
现在的护士长已经跟安静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聊天，碰巧了，还下一盘棋什么的。安静总能把护士长杀得大败，护士长不是她的对手。她们下棋的时候，庄稼汉子就背着他的女儿在旁边看，她们邀请病女孩也来玩，她说她不会，她说她看着她们玩就挺开心的。
女孩走开的时候，安静说这女孩老是笑眯眯的，招人喜欢。护士长说我也喜欢她，说完，十分伤感地叹了一口气。
安静似乎从护士长的叹息背后听出些潜台词来，眼睛荧火似的闪了一下，问道怎么了，她的状况不好么？我看她最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还为她高兴呢。
护士长说她的病情加重了，安静注意到护士长的眼睛黯淡下来，安静以为她所见过的死人太多了，早已没了恻隐之心，看来，不是。
安静问道病情加重到了什么程度，还能撑上一年吗？护士长默默地摇摇头。安静又问那么撑半年呢？护士长仍是摇头。
安静不禁打了个寒噤，仿佛沙漠地区的一股寒风吹打在她的身上，她不敢再问了。护士长把视线移到窗外的灌木丛中，一字一句地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女人仍然端坐在柞树下面，像一尊石雕一样成了住院部的一道风景。万喜良总是好奇地从窗口窥视着她，下雨了，风把树叶吹得索索抖动，也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却不去管，任凭雨滴把她淋得精湿。
他和安静曾经试图接近她，跟她攀谈几句，可是她那古怪乖张而又充满敌意的目光令他们望而却步。
骗人，你们只会骗人！她突然冲他们声嘶力竭地喊道。
吓得他们俩掉头就跑。照料老女人的护士说你们用不着跑，她不会伤害你们的，她总是怕被伤害。安静惊魂未定地指了指脑瓜，说她这没毛病吧？护士说没毛病，清醒着呢。
万喜良说人家告诉我，她什么病都没有，是吗？护士声音低沉地说那是她刚住院的时候。显然她是怕那老女人听见。万喜良又说那么现在呢？护士说没有一个器官没毛病。
安静说真是难以想象，我要是病这么久，不知会怎样。万喜良接过话茬说你不知你会怎样，我却知道我会怎样，只有两种选择，不是跳楼，就是疯掉。
那位已经不太年轻的护士说我刚来这家医院的时候，她还没这么老，瓜子脸，大眼睛，梳了两条长长的大辫子，抿嘴时还有一对酒窝，可漂亮了——当然，那已经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岁月无情啊，他们俩感慨地说。
虽然已经是夏日炎炎了，安静却常常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冷，总要穿上一件秋衣才行，而且手也是冰凉，要不断地用嘴在手上哈气。她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她并不是刚刚感觉到这点，早在她出现腹水的那时候起，这种感觉就产生了，更糟糕的是，她只要一平躺下就憋气，呼吸不畅，睡觉都成了问题，有时候，她不得不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坐着冲盹，稍不小心就会从病床上栽下来，掉在地上，磕得胳膊腿儿青一块紫一块的。为此，她哭了好几回，一个劲地骂街：这种日子，真他妈的不是人过的。可是，她没有把这些告诉给万喜良，怕万喜良担心。所以到天亮，还照旧笑嘻嘻的，为掩饰憔悴的面容，她也只得浓妆艳抹起来。在安静的一生中，这段时光要算最艰辛、同时也是最绝望的了。好在有万喜良在她身边。
其实，万喜良比她更了解她的病情，他一天往医生办公室跑好几趟，跟医生研究治疗方案。“鸟语花香”告诉他，缩短抽腹水的间隔时间，会让她好受一点，不过，体能消耗得大一点。看着安静一天比一天憔悴，而且浮肿得越来越厉害，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清和悲伤。一天，她照镜子，突然尖叫起来，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我吗，难看死了！安静是多么爱美的一个人，他怕她受不了如此多的打击，趁她午睡的时候，找来一些油漆，涂在了他和她病房里的镜子上。这下子，她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他想。
安静早晨起来，发现了镜子被油漆整个覆盖了，就问是谁干的。万喜良老实坦白道，是我。安静问为什么。万喜良说这面镜子有毛病，我在我家的镜子里照，浓眉大眼，拿这面镜子一照，尖嘴猴腮，严重地歪曲了我的光辉形象，一气之下，我就给它刷了一层油漆。
万喜良以为她会生气，会高高地撅起她的嘴巴，甚至可能暴跳如雷，结果，没有，她只是把眼神在他的身上逗留了半秒钟，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的形象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比如鼻梁和嘴都很个性，很男人。万喜良笑了，说别哄我了，五官搭配得不合适，就只有挑出一两个零部件夸夸，以示安慰。安静白了他一眼，说随便你吧，转身走出了卫生间，从此她再也不照镜子了。
她知道，万喜良所做的一切都是善意的，都是为了她。
夜里，安静被憋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她就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她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一个女人一辈子没生过一个孩子，总觉得不完整。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能生一个女孩，过年的时候，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朵花似的，抱在怀里，人见人爱。周末可以带她去郊外去野餐，戴一顶小草帽，光着小脚丫在草坪上跑，跑累了，就偎在自己的身上，睡一觉……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像荔枝蜜一样的甜。不过，她也知道，想也白想，那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而已。
这不公平，可惜公平不公平不属于上帝直接管辖的范围，那是命运的势力范围。命运使然。她有一个中学时代的同桌，多年没见，不想在马德里的街头不期而遇，她在那里专门慰籍那些“需要爱”的骨肉同胞，过来过去总有人在她屁股上拍一下，可是，她的怀里居然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她说是她儿子。当然，令她羡慕不已。她们俩都没有想到会在那里相见，所以都很突然，同时感慨万分：在同一座城市住着，要碰见一个老友故交都绝非易事，相反，我们却常常不意间会在伦敦在阿姆斯特丹在某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相遇故知，这是多么巧合的事情啊。现在，在这个不眠之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她的那个同桌，特别是那个同桌怀里抱着的小家伙。……
夜里，她的病房的灯光总是开着的，护士每隔半小时就来一趟，万喜良也时常过来探个头。他们一来，她就赶紧闭上眼，装睡，她知道，他们是怕她自杀，自杀是严重失眠者的副作用之一。不久前，这个医院就有一个人用刀片割腕死掉了。她想，她不会，她才没那么傻呢，就是为了万喜良，她也不会。
她不会，她想，其他人大概也不会。
结果，这天午后晒太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么一位。那是一个新来的病人。凑过来突然对她说能不能求教你一件事？她注意这个新病人总是用一只被肥皂水泡白的手把一绺绺散发向后撸，很神经质，她说有事尽管说。新病人紧张兮兮地问道，你觉得哪种自杀方式最简单而又不太痛苦？她被下了一大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新病人掰着手指头，说上吊、跳楼、服毒、车祸、割腕、投河、剖腹等等，哪一种死法都不太舒服。她说世上就根本不存在舒服的死法，歇歇吧，别伤那脑筋了。新病人不信，非说只要集思广议，办法总是有的。从那天起她就替那个新病人担着一份心，惟恐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半个月以后，她又碰见了她，满脸红润，和男朋友端着食品托盘从那头走过来。她故意问她找到最佳自杀方案了吗？新病人说找到了，就是拼命吃，吃饱了撑死，要不就是拼命爱，纵欲过度而亡。把安静气得够戗。
她不得不承认，对方所选择的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死法。也自有一定的意义。不过，自己似乎更幸运些，因为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遇见了万喜良，才使她补上了恋爱这一课，一个人，在人世间走一遭，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都没有过，岂不是太失败了吗？
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她能睡上一会儿。这时候，鸟儿已经醒了，开始叫了。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万喜良一定会在她身边。他已经给她准备好了早餐。此时此刻的万喜良，在她眼里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有一回，万喜良对她说你看我哪儿长得不顺眼，告诉我，我去整形科修理修理。她回答说如果从人文主义角度看，所有能与一张脸和谐相处的部分就是那张脸上生来就有的东西，原装的最好。她吃东西时，他就在旁边盯着，吃少了，他会说趁着我还能出去买，赶紧多吃点，也许以后只能吃护工送来的那些大食堂做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了。
她吃不下，食欲几乎等于零，于是，她就找各种理由搪塞他，甚至刁难他，偏偏，他有足够的耐心与她周旋，他会夹起一块里脊肉送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又夹起一块喂她，说这样总可以了吧。不偏不倚，公平合理。她只得就范。
她变得越来越依赖他，如果有谁来找她，他回避一下，她也会不满，会说只有爱斯基摩人在来客的时候，把自己的女人和食物留给客人，而自己却走开。
万喜良从不跟她较真，多半会用调侃的口吻说不光爱斯基摩人这样，蒙古人也这样，接着又扯到日耳曼人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知不觉就把她带沟里去了，不再闹了，开始很学术地跟他讨论起种族问题来。
她每天要服用各种颜色的小药片，还有胶囊，都苦得要命，对味蕾有极强的腐蚀作用，万喜良想出一个办法，先把巧克力在阳光下晒软，然后再把药片镶嵌其中，她吃巧克力的同时，把药也吃下去了，神不知鬼不觉。
她对巧克力有一种病态的痴迷，永远吃不腻，只是怕胖，所以有所节制，现在，病了，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吃起来更是肆无忌惮了。
她知道，她完美体形的黄金比例早已被破坏了，该胖的地方不胖，该瘦的地方却又不瘦，虽然没有镜子可照，她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因为，她的许多衣服已经都不合体了，连心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