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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素有“锡岛”之称，全球70％的锡储量在马来西亚。金属锡具有保鲜作用，所以锡又被称为“罐头金属”，有了丰富的锡储备，我们的船可以航行得更远。
另外，拿下这两个岛，我们就可以以此为跳板，寻找前往罗马的航线。并以之丰富的锡产量，支持我们的征服。直到让我们的文明与两河文明交汇、交流。
公元前47世纪，埃及进入青铜器萌芽时代，史称巴达里文明时代，随后，这青铜制作技术向东流传。公元前43世纪，西亚两河流域最先制造出含锡5％－11％的青铜制品，史称艾利都·欧贝德文明时期。这种青铜制品的性能优越性使各个文明很快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器诞生3100年后，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这一的技术传播到了中国，中国也进入了青铜时代。而此刻，两河文明已开始进入铁器萌芽时代（公元前15世纪，大约是在我国夏末商初时代，两河流域正式进入铁器时代）。
遗憾的是，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完全的传授，不仅铸造工艺比两河明显落后，更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非常缺乏锻打和退火的传统。
从材料力学上说，铸造锡青铜的铸态组织多呈α相和δ相。当青铜含锡量在6％以下时，由青铜的晶相为α单相组成。当青铜含锡6％以上后，则α相周界析出α＋δ共析体。随着含锡量增加，δ相也就不断增加，青铜会越来越硬，越来越脆。
解决的办法就是锻打加退火。锻打之后，青铜兵器硬度、脆性仍然会增加，这时再退火。对于含锡5％－15％的锡青铜，通过退火可以减少δ相乃至使其消失。这样的青铜，既保持期坚硬性，又减少了脆性。
两河流域、埃及文明、罗马文明的“标准青铜”含锡量控制在10％，因为从材料力学上说，经过“铸造＋锻打＋退火”制造的含锡10％的青铜制品，其机械性能是最均衡的。而中国铜兵器从开始就一味增加含锡量来增加其硬度。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兵器，含锡量高得吓人，14％那是起步，一般都在15％以上，乃至23％。比如秦剑，含锡量就在21％以上。然而，含锡14％的铜器，δ相就已经很明显，而含锡量在21％的话，这种武器很容易断折，更不要说经过锻打了。
从历史上来说，直至铁器时代，中国人一直把造剑称为“铸造”，而欧洲把造剑称为“锻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技术上的不同。
现在的历史认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这一技术的转手人是中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限制，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用一个沙石范铸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因此，游牧民族传承到的青铜技术只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是偷工减料的青铜技术。
在整个古代，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艺就学到手了。各大文明就是这样，在交往中相互壮大。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
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器技术，这一技术在发明1000年左右，才传入我国。到公元前６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而到了前３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兵马俑青铜秦剑诞生的时候，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民族饱受不能与其它文明交流的痛苦，我们被封闭在井里，坐在井里看着天空”。
周毅感叹说：“是呀，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造成的灾害就是，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导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而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铸造铜器，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礼器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比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含锡10％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含锡１０％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１０％以上，又很容易折断。所以，中国古代大型的青铜礼器很多，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青铜生活用品却很少见。比如需要经过锻造处理的青铜锅、青铜碗，以及青铜手术器械。”
抬头看着士兵们收拢队伍，刘备头也不回的说：“我怀疑，中国获得的铁器制作术也并不完美。比如说：大马士革钢的制作方法，我们就没有学到。这种两河流域正在流行的炼钢方法很适用于汉代的生产力，我们如果能航行到那里，征服并把制作大马士革钢的工匠掳掠到青州——嘿嘿，以后，大马士革钢就可以称作青州钢了。用这种钢制成的刀剑，不要说用之征讨天下，就是大规模民用，也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钢厂出身的周毅立刻反驳说：“其实，汉代的炼钢技术并不落后，我记得后来曾出土过一把汉代的铁锹，居然是用麻钢制作的。麻钢，这种我们民族在古代曾经炼制出的钢材，能深埋在地下经历近2000年，仍保持一定形状和锋利程度，我想，它决不比大马士革钢差多少。
可惜，后来的五胡乱华时代，我们民族在动乱中失落了麻钢炼造法。再后来，这把汉代铁锹出土后，我们再次向西方学习，从苏联那里重新学回了麻钢炼造法。
我记得，这把铁锹好像是在陇西炼造的。现在战乱才起，我估计陇西还有人知道这种钢的炼造方法——与其航行到遥不可及的欧洲，寻找大马士革钢的炼造技师，不如到陇西，寻找我们民族曾经拥有过的麻钢制作法。”
“陇西经过了凉州韩遂和马腾的连年叛乱，工匠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波及，再说，中原大战，前往陇西的道路也不通呀。”刘备摇摇头，穿越战乱频繁的中原大地，与渡海前往两河流域，或许后者难度要小得多。
“不需要从中原走，吕布带走并州军团后，并州空虚，我们可以派出一支武装商队，沿长城走，从代郡自雁门到河西，穿过并州，越过大草原到达长安，回来的路上，可顺黄河而下，到乐安登陆。正好通过水路，把劫掠的工匠运回来。”周毅解释说。
刘备奸笑着说：“嘿嘿，你倒是解释一下，麻钢是什么东东，好用吗？”
周毅笑骂道：“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连麻钢都不知道，那是和钛钢、钨钢一起，做豪华高尔夫球杆的材料。不仅不容易生锈，而且其韧性比普通钢质更强，硬度比钛合金硬60％以上。它也是制造枪炮的最好材料。可以说，没有麻钢就没有精准的狙击步枪。你说，这是不是好叮咚。”
刘备一拍大腿，说：“着呀！看来，我们这里除了你，别人也不认识麻钢。你既熟悉路线，又了解麻钢，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嘿嘿嘿，就这么说定了。”
刘备说完，不理周毅的纠缠，催马奔向集合的士兵，嘴里还嘟囔着：“咱们汉代居然这么奢侈，用麻钢作铲子，5555555，没天理呀！后代最精准的步枪，居然是用我们做铲子的材料做的，什么世道。
不过韧性这么好，硬度这么高的钢材，用来做马车弹簧，做蒸汽活塞，做弓臂，做铠甲，一定不错。妈妈的，等抓来工匠，我也做它几百把铲子，天天炒菜用。”
事实是这样的，我国古代其实并不缺少先进的技术，然而，在儒家思想熏陶下，这些都成为了奇淫技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大多数儒士们看不起工匠，拼命打压工匠。因此，地位低下的工匠发明的很多先进技术，如果不把它神秘化——比如把火药说成长生不老药，把木工技术说成是鲁班仙师传授——最终的命运就是埋没。
而儒士们反复告诫他人的“君子何必言利”，又让先进的技术无法换取生活必需品——当然，可以免费让儒生使用。为了生活，工匠们也只能把先进技术神秘化，既然你不敢和神灵作对，那这知识就是神灵所授，以此先换取朝廷的不干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仙人格外多的现象。仙人不仅干涉了景德镇的造瓷业，也发明了锯子等木工工具，甚至勾股定理，甚至连茅厕都有专门的仙人光顾。
不过，仙人在中国，跟厕所是同义词，是每日生活之必须。
另外，每二百年一次的大动乱，一次的被异族征服，生产力遭到间歇性破坏，又让我们民族失去了很多先进的技艺。比如：我们的火药技术就发明了两次，一次在三国，一次在宋朝，如果没有间歇性大动乱，如果没有一次次改朝换代，相信我们的民族决不会积弱如此。
最重要的是，唐以前，秦汉时代，我们的民族充满了改革和进取精神。因为自信，所以不怕变革。而自唐以后，一次次被异族征服，使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因为不自信，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变化，所以我们反对一切外来的（异族）的东西，我们生怕再次被他们征服，所以我们失去了兼容并蓄的精神。
我们民族的图腾是“龙”，龙这个图腾本身就是掠夺和征服的产物，我们曾经征服了鹰图腾的部族——如同罗马帝国一样，我们这个征服者掠夺了失败者的图腾，把鹰的爪子并入了我们的图腾里，并入我们图腾的还有兽类的四脚形态、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蛇的身子……
世界各民族的征服莫不如此，征服就是为了掠夺，掠夺别人先进的文化、思想，技术，并把它并入我们文明中，从此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了。惧怕别人的文化和思想侵染，如何去征服，如何在掠夺中强大起来？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
在刘备的计划中，就是要让龙图腾显露它的真实面目，不停地征服，不停的掠夺，不断的吞并，在不断的征服掠夺中，将汉民族的文明推向鼎盛。
“龙”这一图腾形象，几千年没有增添新东西了。没有征服的心，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被征服——这是被五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的东西。再来一个五千年，刘备也绝不会愚蠢地挑战这一文明法则。
龙的形象，只能代表我们民族过去征服的历史和荣耀，然而，我们决不能就此止步。若是龙图腾能走向全世界，刘备，决不会介意为它再增添上罗马的双头鹰、印第安人的马、腓基尼人的船、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这，就是征服的本意。
刘备骑在马上，指点着辽东俘虏，抢先对追来的周毅说：“这几万辽东俘虏，我准备分成几个万人队，在夷州（台湾）设立一个据点，在琼州（海南）设立一个据点，等到掖城辽东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