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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自序 向曾国藩学什么
一
对许多读者来说，曾国藩对他们的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意志力的磨炼上。
前几天在一个电视台做节目，聊曾国藩。说起曾国藩如何自我完善，脱胎换骨，一位嘉宾说，现在不要再提倡什么“自我磨砺”了，多累啊。人活着，要顺着自己的本性，怎么快乐怎么来，不要成天那么“拧巴”着。
这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认同的一种说法。快乐至上。
不过，“快乐”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上大学的小表妹放寒假回来对我说，她们寝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每天去图书馆。剩下的三位，每天都“长”在床上。每个人都弄了一个小床桌，坐在床上，上网，看电影，看网络“穿越”小说。坐累了，躺着，躺累了，再起来坐着。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这种状态，连上厕所都不想动弹。一看到她回来了，室友对她开玩笑说：“你可回来了，去替我上趟厕所吧，我憋了半天了。”大学四年，起码一多半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
看到小表妹成天坚持学习，她们其实也很自责，经常开玩笑说：“你批评批评我吧，我怎么能这么堕落呢？我爹妈要知道我拿着他们的钱成天这样，不得气死啊！”
我听了一点也不惊讶，我的大学时期，大部分学生就是这样的。不过我们那时互联网还没普及，同学们把时间都用在泡录像厅和在寝室打麻将之中，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学校保卫查寝，外寝室的人就用床单从窗外把自己从三楼吊到二楼，屡屡上演大片镜头。
这，算是“顺其自然”，怎么快乐怎么来了吧？可是，这样的生活快乐吗？显然一点也不快乐。事实上，进入大学以前，这些学生都处于家长、学校的严厉管束之下，在“高压锅”里生活了十多年，一进大学，压力散尽，束缚全无，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奔向“快乐”了，结果，却仍然是不快乐。这些大学生一边“狂欢”、“放纵”，一边生活在自责之中，想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而没有力量，普遍具有抑郁倾向。他们活得可能比中学阶段还要痛苦。每到考试、毕业之前，一些大学都要传出“大学生坠楼”之类的消息。
快乐是这样一种东西：如果你直奔主题，扑它而去，它就像镜花水月，你永远也抓不到它。如果你掉头朝“反方向”走去，不想着它，它反而会悄悄来到你身边。
这个道理，既复杂，也简单。
1965年，毛泽东与斯诺聊起过什么是“舒服”，什么是“不舒服”。毛泽东说：“现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想当年在延安，在战争中，每天走十里路，骑二十里马，非常舒服。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
有一次，毛泽东带着一些人爬庐山。有几个年轻人走了不久，觉得太累了，就坐汽车先上山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带着几个人爬得浑身是汗，到达山顶，瞥了先上山的人一眼，说：“你们年轻人啊，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享受。”
那意思，通过艰苦攀登，征服山峰，你才能享受到“一览众山小”的快意。坐着汽车舒舒服服地到达山顶，省略了艰苦，也省略了这种快乐。
确实，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正如同没有高就没有低，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一样。没有挑战，没有阻碍，没有困难，也就谈不上快乐。
因此，毛泽东说：“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十分推崇这样两句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批注说：“至真之理，至彻之言。”这其中必有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事实上，人类世界的所有成就，所有杰出人物，都是在重重困难的磨砺下成就的。只有培养起强大的意志力，你才能享受壮丽的人生。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梁启超在形容自己时，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启超”这个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么所剩下的物质就无几了。借用这比方也可以说，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二
如果从天分的角度看，曾国藩本来不可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考了九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之誉。而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也并不完全是谦词。
曾国藩自拔于流俗，首先得力于他身上那种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的气质。
中国农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艰难的生存磨炼了他们的顽强和坚忍。和普通农家相比，曾家家风更为严厉。祖父曾玉屏虽然不大识字，但是有主见有魄力，性情刚烈，为人严正，在乡里很有威望，哪里有纠纷总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从遗传的角度观察，曾国藩继承了他祖父刚直强毅的性格特点，他对自己的祖父有一种崇拜心理。他在家书中，常常谈到祖父的言行，奉为圭臬。“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他立志高远。人类最基本的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儒家学说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
曾国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处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书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他要内圣外王，经邦治国，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个规模基础上，他开始坚苦卓绝地建设自己的人格理想。
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有的人虽然用圣人之言敲开了仕途之门，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所谓圣人之道；有的人曾被这个理想激励过，尝试过，终因这种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终放弃。而曾国藩，这个来自湖南乡下的读书人，一旦被这个理想所征服，便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用农民的质朴顽强去践履，终于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曾国藩学习理学家倭仁的修身办法，在日记中把一天之内的每件事、每个念头都记下来，有点滴不符合圣贤规范的做法想法，都严格地自我检讨，把“恶”消灭在萌芽状态。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交谈时，“有一言谐谑，太不检”都要深刻检讨。甚至做梦时梦见自己发财，醒来也痛骂自己一番，责备自己贪财之心不死。他还学习静坐之法，每天静思反省，不断和自己的私心杂念搏斗。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确恰当；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贪多求快，总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缺点毛病。不过，和大部分年轻人不同的是，他有着钢浇铁铸般的执著顽强。翻检他的日记，从那时起，直到暮年，几乎每一天他都要对自己痛责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责、焦虑、悔恨、恐惧的时刻。在家书中，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导子侄说：“凡事皆有极困难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他现身说法：“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诫，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国藩走得异常老实坚定，他给自己立了这样一个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把自己推入“圣贤”和“禽兽”的两极选择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过这种本质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诚慎独等优良品性熔铸到自己身上，涤荡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养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三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一个个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做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同治六年，他在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