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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又可归结为西方人和中国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的差异。西方人是“有对”的，中国人是“无对”的。
“有对”致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在社会关系里看重个体的伸展；“无对”
则致以天人合一和在社会关系里无个性之肯定。至于印度人的“意欲向后”
，梁漱溟的解释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
②
从上述三种文化路向的基本内容看，似乎梁漱溟对西方文化最为推崇，中国次之，印度又次之。其实，在梁漱溟的具体阐述中，情况则刚好相反。在他看来，西方人的“意欲向前”
，所体现的是一种物质文化；中国人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印度人的“意欲向后”
，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文化。这三种文化既为类型差别，又为先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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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新儒学批判
差别。即是说，三路向也是三个层次，其中最高层次为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次之，物质文化又次之。请看梁漱溟对这三种文化的具体分析。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与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之不同，就科学而言，西方人重科学，东方人重艺术。重科学的结果便是学术日新月异，且将学与术分离开来，学独立于术之外，既有学又有术。而重艺术的中国人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学的阙如，致以术也难以发展起来。还有，西方人重“新知”
，重创造；中国人重“多识”
，少创造。西方人重视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人重直觉的艺术方法，或曰玄学的方法。
“玄学总是不变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
①所以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许多学问，“根本不是科学，简直就是玄谈”。由于上述差别，梁漱溟认为，仅汉依靠中国文化内在的东西，是不可能发展起科学来的。他说：“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在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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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１
走多远，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①
但是，梁漱溟并未因此而得出西方文化之可取的结论。
在他看来，尽管西方人在科学方面走在别的民族前头，作出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因为他们的文化从整体上看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当西洋人力持这态度以来，总是改造外面的环境以求满足，求诸外而不求诸内，求诸人而不求诸己，对着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对着社会就改造社会，于是征服了自然，征服了权威，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社会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现，这条路便走到了尽头。”
②这文中的“理想的世界”
，便是他所说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所以他预言，人类文化将发生根本的变化，“由第一路向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就是一种符合“生命本性”的文化，由违背“生命本性”到符合“生命本性”是人类文化不可避免的发展步骤。
梁漱溟认为，人生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生活同老病死的关系。三个问题，三个层次。西方人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印度人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这三个层次的三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科学、伦理与宗教。
因此，印度人的文化是层次最高的文化，是文化三层次发展的终点。
但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６５页。
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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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新儒学批判
是，梁漱溟劝西方人走中国文化之路，却不曾劝中国人走印度人的文化之路，认为“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得很”。
因为印度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生计有安顿的人，才可在那上面用功夫，即“惟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①
梁漱溟自己说，他把人类文化分成这么“三路向”
，“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
，而是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个层次，其文化的路径亦实有这么三个转折，且每一层次每一转折都是必然的。由此可看出，梁漱溟把印度文化放在第三层次上，并不是劝谕世人去过佛家生活，而是要中国人看重自己的文化，不要去仰慕西方文化，因为从文化发展的必然路径看，不是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而是相反。
（二）中国文化早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梁漱溟采取的是寻根的方法，即从文明起源的方面讲中国文化的特质，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缺点都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带下来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早熟”说。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何为文化早熟作了如下解释：“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
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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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１
者便是早熟。
‘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
①因之，他有时又把“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启”。从上引的文字里，很难看出这“文化早熟”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联系他的“三路向”说，则就看得明白了。按他的“三路向”说，人类必经科学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三个阶段，而且这三者循序渐进，不可跳跃。但中国文化却没有经过科学文化阶段，一下子就从文明的初期进入到第二个层次。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
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
②他将中国文化这种由于智慧早开致以心身均欠健全，概括为“五大病”。
（１）
“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
（２）
“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传到后来，生趣渐薄。”
（３）
“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
（４）
“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２６７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２６７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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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新儒学批判
（５）
“暧昧而不明爽”。
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如辜鸿铭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味地为传统文化护短，而是给予了批判。
甚至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负面认识有时比陈独秀和胡适还要深刻，尤其对传统文化里缺乏民主与科学，更是痛惜。而且他还明确主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中国人所应该学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把自己看作陈、胡的“同路人”
，认为他们都是在做着同一件事，即谋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梁漱溟的整个文化理论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迎受，而是对其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在于批判，而是在于护卫。
（三）中国文化要义在中、西、印三种文化路向面前，梁漱溟所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里，又独钟儒家文化。可以说，他将人类文化分界为三路向，其立足点便在于中国儒家文化。即是说，他手上所持的文化评价尺度就是儒家的道德尺度。在这一尺度的衡量下，他认为不仅西方文化有不可救药的病根，就是最高层次的印度文化也是违背“生命本性”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之优点，在于它避免了西方人和印度人有关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形而上学，有着自己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变化的抽象的道理，很少去过问具体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的。而西方人讲水火和印度人讲地水风火四大，则是指具体的物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是拿抽象的玄理去推断经验事物，而是在体会玄理的基础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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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２１
凭直觉把握文化内质。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这种形上学说，虽然为诸多学派所共有，但集中体现者则是《周易》，发挥得最好的是孔子。
梁漱溟注重中国的形而上学，主旨并不在纯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于指明儒家文化的形上根据。他说：“我很看得明孔子这派的人生哲学完全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产生出来的。
孔子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说这个的。
始终只是这一个意思，并无别的好多意思。“
①而且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形上学说与他的伦理学说又决非是二分的，伦理不仅是形上学说的落实，而且与其一体。相应的，孔子主张直觉亦决非一种认识方法，而是一种人生艺术。在孔子的学说里，人生是生生不息的流行之体；人的生活就是走那最妥贴最适当的道路，其实质就是变化，就是流衍。在这一变化与流衍中，人生须得适中与调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
，在孔子那里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仁”字。
由以上反推过来，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仁”
，即敏锐的直觉。孔子劝世人“求仁”
，也就是直指直觉敏锐。尽管孔子在解释“仁”的时候，给予多种含义，但本旨却在于“直觉”二字，即一任直觉，随遇而安，并在此种心态下生发出一个生机的境界。这一境界，按梁漱溟的理解，是一种“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