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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忘记了老子的“道”
;写孔子哲学,写了“忠恕”
、“正名”
,却不讲孔子的“仁”。再者,胡适一味的疑古,不仅把尧舜禹给怀疑掉了,连先秦诸子也几乎全被他怀疑掉了,认为孔、老、墨、庄、孟、荀、韩等人的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冯友兰认为,“信古”不可,“疑古”亦有不可,最好的是“释古”。
“释古便是这两种态度的折中”。
①
照冯友兰自己的说法,他治哲学,先是“照着讲”
,后是“接着讲”。
所谓“照着讲”
,就是治哲学史。但是我们又须看到,冯友兰写哲学史,表现出了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并不能说明在其研究行为中没有主观倾向。事实上,他写《中国哲学
①《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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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也多少有点梁漱溟当年到北大时的心态,即要为孔子说个明白。诚然,在对孔子及其后儒的态度上,冯友兰不如梁漱溟那么爱憎分别,但基本倾向却是一致的。而且,冯友兰还有一大胜处,即将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作比较,从而在比较中凸显儒家的思想地位。
譬如,他将孔子比作苏格拉底,认为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死后,其宗派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之发扬光大,遂为西洋哲学之正统。孔子之宗派,亦经孟子荀子之发扬光大,遂为中国哲学之正统。”
①
此外,冯友兰极其重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他认为,传统儒学重视“立德”
、“立功”
,忽视“立言”
,重视伦理观,忽视宇宙观。所以开发不出严密周致的哲学体系,尤其在认识论与逻辑理论方面显得欠缺。只是到了宋明理学的兴起,情况才有所改变。道学家们不仅注重伦理人生,而且构筑起系统的宇宙论模式。他用新实在论解释朱熹哲学。认为朱熹所言的形上形下,同西方的新实在论哲学很是相似。
在冯友兰的哲学生涯里,“照着讲”是为“接着讲”服务的。虽然他写《中国哲学史》有着学术的目的和贡献,但同时他又认识到,写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冯友兰感到哲学最紧迫的使命是为世人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根据。这就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现在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未公认其为是;已往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亦未公认其为非。所以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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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991
理;一方面须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
故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更为重要。“
①
正因为抱着“自立道理”的宏愿,冯友兰在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之后,马上便着手构筑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有新理学体系的形成。
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冯友兰以惊人的写作速度,连续出版《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著作,统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或简称为“贞元六书”。在这些著作里,冯友兰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材料和西方新实在论的方法,创立起了自己独具面貌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
为论述方便,我们先将这“贞元六书”作个简单的介绍。
《新理学》是冯友兰哲学体系纲领性的著作。
冯友兰认为,哲学乃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
但人类精神生活绝不是狭义上的,它包括自然、社会、人生三种内含。按照冯友兰自己的说法,自然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
,社会与人生相当于传统哲学中的“人”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作为纲领性的著作,《新理学》自然要涉及上述几个方面。他曾说:“《新理学》讲到理、气,这是关于自然方面的;讲到历史、社会,这是关于社会方面的;讲到圣人,这是关于个人方面的。
在以后的五部书里,讲社会和个人方面的比较多,讲自然方面的比较少。
《新理学》讲自然方面的比较多。
《新理
①《中国哲学史》,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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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新儒学批判
学》的自然观是在《新理学》中表现出来的。“
①
《新事论》主要讲的是社会历史观和文化观。
但该书很大篇幅讲的是人类文化的殊相与共相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冯友兰看来,以往的文化论争,之所以观点殊异,分歧甚大,根本原因就是没弄清楚文化的殊相与共相。他的《新事论》,就是为解决这一理论问题而作的。
《新世训》主要讲青年修养问题。此书作于《新事论》与《新原人》之间,但却不为作者本人所重视。冯友兰晚年说:“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
②至于冯友兰在紧张的哲学创作之中,为何写出此种连自己也看不起的书来,以及此书同他紧接着所写的《新原人》有何思想联系,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小课题。
《新原人》讲的是人生哲学,用冯友兰自己的话说,“这部书所讲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③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关怀人生,具体说是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境界,并引导人们向这一境界迈进。早在20年代,他就在《人生哲学》里说,哲学就是“求好之学”。
“求好之学”也就是求善之学。换言之,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人们“于实际的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正因为这样,他把哲学与科学区别开来,认为“科学可以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
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三松堂自序》,第260页。
③《三松堂自序》,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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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102
界;哲学可以提高人的境界,但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知识“。
①
《新原道》是一部哲学简史,亦可以说是《新原人》的续篇。因为此书的基本思想皆与《新原人》一致,或者说是用《新原人》的基本思想重写一部哲学史。
所以该书的重点是通过写哲学史的方法,确立《新理学》的思想地位。在该书中,冯友兰自己写道: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但又高于宋明理学。这就是:“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的地位。
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
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以及禅宗。
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理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的形上学。“
②
《新知言》是讨论哲学方法论的一部书。
当时哲学界有人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并非什么创造,完全照搬西方的维也纳学派。冯友兰著此书,就是辨别他的新理学同维也纳学派之不同。
下面,我们将根据“贞元六书”
,再参以冯友兰相关的其他论著,看看他的新理学是如何试图重建儒学传统的。
(一)分析的玄学
①《三松堂自序》,第269页。
②冯友兰:《新原道》,第1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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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新儒学批判
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两相结合的产物,确切说,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重建程朱理学的产物。
冯友兰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学于新实在论哲学家蒙塔古门下,深受新实在论的哲学影响。新实在论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
该派哲学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重分不重合的逻辑分析方法。
因为在该派哲学看来,世界并非一元的整体,而只是一个散漫的多元集合,故而不能从局部获知整体,即不能看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本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早在其创始人孔德那里就有了。孔德认为,科学只能叙述事实,不能说明事实,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如果超出这一能力范围,还要去追问什么本质、规律、第一因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及的,因而形而上学是毫无意义的。
新实在论视哲学方法为科学方法,主张用逻辑分析方法解决哲学问题。
因为在新实在论哲学家们看来,“哲学的任务并非根本不同于专门知识的任务。
它和它们处在同一平面上,或者在同一领域内。这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别;这个区别,正像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之间、动物学和生物学之间、或是法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
①对于新实在论的哲学主张,冯友兰既接受,又不完全赞同。他一方面认为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可取的,尤其对于重新解释中
①霍尔特等:《新实在论》,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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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302
国哲学史,很有益处。他说:“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结,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
①另一方面,冯友兰认为,新实在论将哲学方法完全视为科学的方法,又是欠妥的。科学与哲学之区别,在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只是宇宙间一部分的真实,哲学所思考的则是宇宙全体,尤其包括社会人生。因而,在科学领域,可以拒斥形而上学,而在哲学领域,则不能置形而上学于度外。他的新理学所要做的,是如何借助科学方法来改造哲学的形而上学,给儒家学说一个科学的说明。正因为这样,他的新理学才被洪谦称为“分析的玄学”。
冯友兰之所以要把新实在论作为改造儒学传统的方法,在于他看到,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有着一致的地方,即都重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新实在论十分注重逻辑分析于哲学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哲学特别依赖于逻辑”
,“哲学的对象恰恰是分析的果实”。
该派哲学相信,借助于逻辑分析,便可以从整体事物里推出“潜存”的元素,得出“共相独立”的结论。
“共相”是先于殊相的,对殊相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共相获得的基础上。在西方哲学史上,重视共相的哲学大多为理性主义哲学(广义上的)
,重视殊相的大多为非理性主义哲学。新实在论的“共相先于殊相”说,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