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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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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对待对立的两极,其结果不是给人类带来福祺,而是灾祸。

    对此,钱穆作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证。

    第一,“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尚知识,由知识发展到科学。

    科学产生新工业,创造新机械。机械本来是为人所用的,然而在近代西方文化里,“机械终于成为客体了,于是机械僵化而向人生宣布独立了,人生转成机械的机械,转为机械所奴役”。

    第二,“向外”

    的人生路向崇拜外在的权力,即崇拜上帝。

    但现在上帝“也会对人生翻脸,也会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钱穆写道:“权力客体化,依然是一种权力,但像是超过了人类自身的权力了。于是主体的力和客体的力相激荡,相冲突,相斗争,轰轰烈烈,何等地热闹,何等地壮观

    ①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92—9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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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然而又是何等地反覆,何等地苦闷呀!“

    ①

    第三,“向外”的人生路向重在获得某种满足,但满足并不能解决人生问题,因为人的欲壑是无底止的。相反,一时的满足反倒是痛苦的前因。

    用钱穆自己的话说就是:“满足转瞬成空虚。

    愉快与欢乐,眨眼变为烦闷与苦痛。

    逐步向前,成为不断的扑空。强力只是一个黑影,充实只是一个幻影。“

    ②

    在钱穆看来,西方人这种“向外”的人生路向非但不如中国人“合内外”的人生路向,而且不如印度人“向内”的人生路向。印度人“向内”的人生,实践起来虽有困难,但不至于对社会产生不良后果,更不会对人生带来灾难,因为它是一种“洒脱的人生”

    ,与世无干的人生。而西方人“向外”的人生,却“有它本身内在的缺憾”

    ,它把生命自我的支撑点放在生命自身之外,必然会“造成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

    ③

    可见,钱穆的“人生三路向”虽然来源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但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梁漱溟那里,“三路向”

    的优劣,印度文化为最高层次,中国文化次之,西方文化又次之。而在钱穆这里,最好的人生路向是“合内外”的中国人的人生路向,印度人次之,西方人又次之。不过,他们有一共同点,即把西方文化都排在最低档,最末位。

    钱穆的“人生三路向”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档位上不同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根据又在于他的“文

    ①钱穆:《人生十论》,第3—4页,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

    ②③《人生十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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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342

    化三阶层“说。

    他认为,“文化是什么?

    文化就是人生,而且是多方面的人生“。

    ①由此文化即人生的定义,钱穆将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物质人生,第二层次为社会人生,第三层次为精神人生。他说:“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物世界,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开始面对心世界。面对物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物质人生。

    面对人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人生。

    面对心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人生。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之我们说文化有上述之三阶层。“

    ②

    对于这三个层次的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既重社会人生又重精神人生,故层次最高;印度人只重精神人生,不重社会人生,故次之;西方人只重物质人生,不重精神人生,故又次之。

    至于西方人这种层次最低的文化,钱穆认为,用中国文化去将其同化是可以的,但万不可像有的人所主张的那样,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

    这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一套现前享福的旧人生观,和西方的权力崇拜向外寻求的新人生观相结合,流弊所见,便形成现社会的放纵与贪污,形成了一种人欲横流的世纪末的可悲的

    ①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页,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电子书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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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新儒学批判

    现象。“

    ①而且,在钱穆看来,西方文化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们既不必学习,它亦不可能再有什么力量向东方民族浸透。因为这一文化,“已逐渐发展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走入歧途。

    于是,遂不复带给人类以幸福,而代之以灾祸,不复带给人类以光明,而代之以黑暗。

    这是明白的告诉人类,这一段文化,已到了瓜熟蒂落功成身退的时代。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已是这一段文化将次没落的信号了。“

    ②

    (三)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识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大凡社会保守势力,大凡拳拳于中国故常传统的人,大多信奉文化形态史观,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对中国故常传统有着一种特殊恋情的历史学家钱穆,自然更是这样。

    他认为,历史虽在发展,文化亦在变化,但发展与变化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因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各有生命,各有个性。

    “我不能变而为彼,彼亦不能变而为我”。

    这就好像人之血统,从祖辈那里一脉下来,虽每一代人的相貌和气质有些差异,但血统总是难以改变的。因之,人贵自立,不可认他人作父。一个民族的文化亦复如是。它有自己的血脉,有自己的内在精神,其求强求新求变革,也只能护住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旧文化里开出新文化,而不可认他族文化作父。他说:

    ①《人生十论》,第8页。

    ②《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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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542

    “新中国之新文化则仍当从旧中国旧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谓之是复兴。

    若必待彻底毁灭了旧中国旧文化,赤地新建,此又乌得谓之中国与中国文化之复兴。故欲复兴国家,复兴文化,首当复兴学术。

    而新学术则仍当从旧学术中翻新复兴。

    此始为中国学术文化将来光明一坦途。“

    ①

    如前所述,钱穆对新文化运动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挖祖坟的运动,全然不要旧文化旧传统,认他人作父,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比如他批评胡适所倡行的文学革命,就是一种认他人作父的做法,“一意模仿抄袭西方文学”

    ,丢了中国旧文学的传统,其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非驴非马”。

    在钱穆看来,相比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根基最深,生命最旺,就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精神”。他将其归纳为四点:“一,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中心”。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历史精神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

    ②

    可以说,钱穆从《国史大纲》的写作开始,四十几年里,所从事的主要是对中国文化这四个方面的“特殊精神”的宣传和阐释工作。

    第一,钱穆认为,人生脱离不了宇宙的大匡廓,人类思

    ①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学生书局1975年版。

    ②《中国学术通义》,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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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新儒学批判

    想的原初,必先针对他们的人生实境,因而必然关注于宇宙界。亦是说,人类社会早期,其思想体系必包含宇宙论人生论两大部门。又因为,相对于浩垠无边的宇宙,人生界的范围毕竟极其渺小和短暂,故文明之初,人类又免不了要将宇宙论置于人生论之上。然而,宇宙的无限与人生的有限,使早期人类不可能凭着自身的智慧透彻宇宙的奥秘,于是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出现。

    中国古代思想亦经过此种阶段。

    “但到西周开国的周公时,中国思想似乎开始逐渐走上一条新路”。

    ①

    周公所开拓的新路,在钱穆看来,即人文主义的精神之路。周公通过对夏商两朝兴衰史的认识,意识到“天命靡常”

    ,天命不可知,同时提出“敬德”的思想来。这一传统直接为孔子孟子所继承,从而又成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以“人”为中心,强调性道合一。它既非宗教,又带有宗教的功能。

    仁义礼智信五常,其中就包含着宗教的意味。

    但是,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同于西方人的,西方人在“人”

    之外,设立一个对象物,即上帝,人与上帝处在对待的关系中。

    中国人不是这样。他们不崇拜上帝,其心不外向,而是内向,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与道德实践来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

    再者,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处于互为对立的两端。而在中国,由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存在,宗教与科学并无相对相碍的现象。

    儒家尽物之性,但不离“人”这一中心。这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钱穆认为,

    ①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90页,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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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742

    “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尽物之性是科学精神,而归本在尽己之性与尽人之性两项下面,则是儒家精神。”

    ①

    第二,钱穆喜欢用“和合性”与“分别性”两个概念来概括中西两方文化的特点。他认为,中国文化本来起源于黄河流域,但由于和合性,不仅渐次把江浙、两湖、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包括进来,就是五胡乱华,也没能把中国分裂掉,后来蒙古人满洲人跑到中国,也还是变成了中国人。为说明中国文化的和合性,他举了犹太人的例子。

    “犹太人全世界跑,世界各国都有犹太人。苏维埃有犹太人,德国有犹太人,其他国家有犹太人。犹太人在唐代亦早来到中国,但中国没有犹太人。”即是说,犹太人一到中国,就被中国人同化了。所以他又说:“中国人喜欢和合,所以就能同化。西方人喜欢分,所以就永远分。”

    ②

    当然,钱穆所谓中国的“和合性”是多方面内容的,绝非仅仅只有民族关系一项内容。比如,他讲到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时说:“中国人家庭与西方人家庭大同小异。

    我们有夫妇,他们亦有夫妇。

    我们有父母子女,他们一样的有父母子女。

    可是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和合性多过分别性的,而拿西方人的家庭比我们,似乎他们的分别性多过了和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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