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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腊的高度文化“。
①
但是，在方东美的思想网结上，印度文化也好，希腊文化也好，总还是有缺陷的，远不如中国文化的圆满。在他看来，中国的道家和儒家都是一种“高度心理学”的学说。老子说：“天大地大人亦大”
，此“人”字，有的版本写作“王”字。为什么“人”又写作“王”呢？方东美认为，这其中有大文章可做。按甲骨文或钟鼎文的字形，“王”字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然后中间划成一个人形。上面顶天，下面踏地，是顶天立地的一个人，用庄子的话说，叫做“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这位大人物，道家称其为“真人”或“至人”。
②
而儒家学说更有讲究。
《周易》称“人”为“大人”
，其品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照方东美的理解，如是“大人”
，“他不要卑躬屈膝，做许多无意义的鬼神崇拜，因为他可以掌握鬼神的命运。……他甚至对于天都不要顺意承旨。
他可以在一个主脑的地位来表现生命的活动，而这生命的活动的意义连上苍也不能否定他。假如他遵从天意表现出许多行动，那么从上苍的眼光看起来，这人类的行动正是在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一点瑕疵也没有，连这个天也都要承认，正所谓‘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儒家的‘大人’。所以儒家在人的里面起码是‘士’，然后是‘君子’，然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３１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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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新儒学批判
后再‘贤人’，然后才是‘圣人’。“
①
（四）文化比较下的儒门终归相比于其他新儒学思想家，方东美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不赞成“道统”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位中国人，应该要有卫道的精神，但卫道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虚构一个“道统”观念，从而作茧自缚，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请看他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要有维护的热诚，而表示卫道的精神；但是我们在卫道的时候，要把一套学术良心拿出来。
我们高妙的思想，如原始儒家体系，自然不能让它毁灭。但是与这一个思想不同，而它本身却也有很高尚的价值，如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我们千万不能凭藉狭隘的卫道精神，虚构一个不十分健全的道统观念，让它在那儿作祟！所以，在现代讲文化复兴，我们要留心中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凡是对于这整个民族文化有光荣与伟大贡献的思想，我们须是一体欣赏，千万不能抱持一个偏见，而陷入错误的道统观念。“
②
在方东美看来，文化是多元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可供后人赞叹的地方。相应的，我们对古人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开出自己的新文化，亦不能偏执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应该重视各种文化传统。显然，此种文化主张是没有错的。但是，方东美在具体分析古代各种文化传统时，并没有保持住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２７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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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８２
这种理性的态度，仍然没有跳出文化本位主义的圈子。他介绍希腊文化、近世欧洲文化，其大旨均不外乎对中国文化传统无条件的肯定。他肯定佛道两家的思想价值，也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认识儒家思想更为优秀。可以说，相对于其他新儒家人物，方东美对儒家文化的赞美，只不过角度有异，方式相殊罢了，目的却是一致的。他虽然不赞成“道统”观念，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有很强的“道统”意识。
从方东美一生的著述看，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思想建构工作。一方面，他要从人类文化的比较中昭显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中国文化的梳理，说明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
早在３０年代，方东美的治学便开始走上了文化比较之路。
《哲学三慧》为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字不长内含丰富的“奇文”里，他将中国文化同希腊文化和近世欧洲文化看作三种文化形态，认为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精神，即“共命慧”。民族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文化精神的不同。
在他看来，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智慧。
智慧有本义及申义两种，“共命慧属本义，自证慧属申义”
，“共命慧为根柢，自证慧是枝干”。原因是，“共命慧”依民族天才而形成，“自证慧”依个人天才而形成。因之，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也就是要看它的“共命慧”。也就是说，三种文化形态，实则三种“共命慧”
，即：“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中国人以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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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
①
方东美认为，三种文化其所以有“慧”的不同，根本点又在于其慧根（他称之为“智慧种子”）的不同。
“太始有名，名孚于言；太始有思，思融于理，是为希腊智慧种子。
太始有权，权可兴业；太始有能，能可运力，是为欧洲智慧种子。
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
②
智慧种子尚未萌现之前，寄于民族天才，深藏若虚，是为民族灵魂，而一旦萌现而行相，遂使个人天才各自证立思想体系，“创造庚续，革故取新，其势若水，流衍互润，其用如灯，交光相网，融成理论文化结构”。这就是，希腊人为契理文化，欧洲人为尚能文化，中国人为妙性文化。这三种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最为理想的则是中国人的妙性文化。
方东美认为，希腊民族生命之特征，一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二为太阳神阿波罗精神，三为悲剧中的人物俄底浦斯精神（方东美分别将其译为“大义安理索斯”
、“爱婆罗”
、“奥林坪”）。阿波罗象征“正理”
，狄奥尼索斯象征“豪情”
，俄底浦斯象征“理微情亏”。三种精神以阿波罗精神为主。而近世欧洲民族生命的特征，可以文艺复兴、巴洛克、罗可可（方东美将后二者译为“巴镂刻”
、“罗考课”）三种精神为代
①《哲学三慧》，第４页。
②《哲学三慧》，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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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８２
表。文艺复兴强调艺术热情，巴洛克强调科学理性，罗可可则情理相违，凿空蹈虚而幻惑。兼此三者为浮士德精神。
对于希腊文化和近世欧洲文化，方东美一方面肯定它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严重的不足。譬如，希腊文化虽表现出瑰奇伟大的智慧，优美卓越，令人佩仰，但由于其文化结构本身的弱点，致以好景不长，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衰败下来。其弱点就是：希腊人将“情”与“理”置于两极，各走偏端，且对理性的过分追求，从而导致理性膨胀，感性萎枯。方东美认为，苏格拉底哲学就是此种转化的枢纽。
他说：“苏格拉底之大错在以知识之唯一标准判断宇宙之真相，分析社会之构造，计量人生之美德。知识诚可以对境照理，考覈智符，但仅凭理智，不能生情，情亏而理不得不支离灭裂，渐就枯萎矣。”
①
又如近世欧洲文化。方东美认为，欧洲人崇权尚能，虽有精纯智慧，但毕竟属于“方便善巧”
，其弊甚多。他们诚心向往物质大宇宙，背离基督教传统，信仰不存，无所适从，“寄迹人间世，形同孤儿诞生，一无凭仗，倍觉落寞凄凉”。
又由于过分对科学理性的看重，他们“援无证有，百折入迷，自毁其方法标准，毕竟未由契合宇宙之真情实理”。
②再者，他们视内心与外物对立，“立一自我而与他人与之互争，设一假定而有异论与之抵触，建一方法而有隐义与之乖违”。
③再次，
①《哲学三慧》，第１４页。
②、③《哲学三慧》，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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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新儒学批判
他们“深中理智疯狂，劈积细微，每于真实事类掩显标幽，毁坏智相，滋生妄相。
……其甚也，人格之统一，后先相承，而谓断灭，身心之连谊，彼此互纽而谓离异。内外之界系，尔我之喻而谓悬绝“。
①
而对于中国文化，方东美则赞不绝口。他写道：“中国人向来具有一种天才，凡是遇着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并不沾滞，总是把它们点化成极空灵、极冲虚的现象，我们知道如何在物理世界掩其实体，显其空灵，世界真相因此而展现，‘真’的领域因此而显豁，‘善’的提升因此而完成，‘美’的创造因此而实现，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的特别本领。”
②
又说：“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民族，只要是真正的中国人，旷观整个世界和人性，都是纯真无邪，一如小孩。中国人对宇宙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因为我们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价值领域；同样，人性是足以仰恃的，不是可以舍弃的。……宇宙全体，就是一个精神与物体的合体，两者浑然同体，浩然同流，共同迈向更完美的境界，而普遍生命弥漫宇宙，贯注万物，更是日新又新，精益求精，不断的提升价值，不断的充实价值。我们的生命目的，就是脚踏实地在此世实现至善理想，而不是虚妄蹈空，转求他世，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必
①《哲学三慧》，第１８页。
②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第３９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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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８２
须了解生命在此世中的宝贵价值。“
①
然而，在方东美的眼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分殊，其价值亦各不相同。中国文化美仑美奂，并不是说各种文化都可等量视之。言其美仑美奂，是相对于外域文化而言的。而就其内部发展情况看，则还可以分出等次来。
他把中国文化传统概括为四大主流，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宗明理学。
方东美原是位极富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因之对道家学说很是欣赏。他认为，中国人的才能，不能寄托在科学的理性思维里，也不能寄托于宗教崇拜，而是要寄托于一种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
如此，方可把物质世界对我们的隔碍消除掉，从而进入人生的高境界。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特别容易引导人们走上这一自由精神的实现之路。因为道家的大旨在于“破有限，入无穷，然后在无穷空灵的境界里纵横驰骋”。
②它教导人们如何在浊世图个清白，如何在喧嚷中图个安静，如何在你争我夺的社会里图个超脱，如何在文化的重压下图个轻松，如何在丑恶的人生环境里图个美的生活境界。
比如庄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