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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
①
在现今中国一般读者眼里,对中国文化格外欣羡的西方人,最早要算伏尔泰和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是西方世界第一个重视中国哲学的人,认为中国哲学中的“道”与他所构想的“单子”有着相同的地方,并根据中国《周易》的启示,发明了二进位制,同时对中国的道德哲学也极感兴趣。他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正如我们给他们派了教士去传授启示的神学那样。”
②
又说:“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
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们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除非我们想超过他们,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基督教,也就是一项超人的善,传给他们。“
③
也就是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就道德实践而言,欧洲人
①转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5页。
②《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29页。
③《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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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764
应向中国人学习,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还是不如欧洲人,因为西方人有启示神学,而中国人却没有这种东西。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莱布尼茨对中国人道德实践的认识,也只是《论语》等典籍所记载孔子的道德理想,而非中国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认识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境界,主要是看它在真实生活的情况,而决不能停留在几位理想主义思想家的愿望上。愿望与愿望的落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中间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再者,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是对道德理想重视的民族,越能说明该民族的道德实践不甚理想。今日中国大陆,各家报纸杂志纷纷报导见义勇为者同歹徒作斗争的优秀事迹,各级政府也极力予以表彰。如果不明实情,单单从新闻报导看,似乎今日的大陆人是何等的道德,何等的高尚。殊不知,这类报导越多,正好说明见义勇为的美德已几乎丧失殆尽,人们的道德意识每况愈下。如今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人目睹流氓、偷盗、抢劫之类的事情,见怪不怪,早已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能见义勇为者实在太少,太可贵。又如,今日中国大陆倡行廉政,时有一些关于“清官”的报导和表彰,如果不明实情,仅以报纸或电视作根据,那就很容易得出政治清明,为官不贪,到处是海青天的结论。
但如果撇开报纸,离开电视机,到各大饭店、宾馆、夜总会去看看,到寻常百姓家去问问,所得到的结论定会两样。
伏尔泰是18世纪对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西方哲人。在《风俗论》里,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将其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文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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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谈中国的历史、风情、艺术和科学,尤其对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推崇备至,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稳定,就在于孔子所创的宗教符合道德理性。他在《哲学词典》“中国”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读了孔子的书,还作了摘要。我在其中只看到最纯粹的道理,而丝毫没有骗人的东西。”
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影响了当时法国一大批思想家。
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①波维尔甚至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
②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欣羡,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功利目的,即借用中国文化反对基督教的天启神学和法国专制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拜偶像,没有教会,崇拜天,而非崇拜上帝,与他们所宣扬的自然神论相一致。
实际上,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18世纪流行的自然神论并非类似,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一点不比法国的专制逊色。即是说,伏尔泰等人并非了解中国,所认识的大多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主要是《论语》、《大学》、《中庸》上所写的和一些传教士所记的浮浅报导。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当时就有人指之
①转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转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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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964
为“浮夸”
、“亵渎”和“俏皮话”。
在本世纪,对中国文化欣羡的西方人,以罗素最具代表性。
关于他对中国文化评价之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绍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读者诸君注意的是,罗素来华讲学和所写的称赞中国文化的文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事情。
他称赞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不像其他一些西方人那样,抱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诋毁中国文化,二是因为大战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促使他深刻地反省西方文化。确切说,他是希望西方人从中国文化的优秀处,反思本民族文化之缺失,进而重建西方文化。
但这并非意味着罗素将中国文化置于西方文化之上,也不是说他对西方文化的前途失去信心,而要到中国来寻找药方。
事实上,近几百年来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整体上说,批评者多于称赞者,歧视者多于欣羡者。他们大多是抱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以本民族的利益观来看待中国文化,即便今日还是这样。因之,作为中国学者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国问题,所相信的应该是自己的学识和自己的眼光。虽然这几十年来,我们很难冷静地反思过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问题,似乎总是被政治的倾向性和情感性的东西左右着我们的大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但是,外国人看中国文化与中国问题,毕竟是隔了一层,许多文化内核性的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认识透切的。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当作我们批评的标准,也不能把他们的欣羡当作我们欣羡的标准。
“吾家旧物”
受到别人的称赞,自然是件好事,但切不可忘乎所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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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知之明。如果对“吾家旧物”
,自己心里没有个底,人家说好就是好的,人家说坏就是坏的,这种态度实不足取,说到底,还是一种洋奴心态,盲目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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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174
第九章 内圣与外王
道德理想主义及其落实问题
就全人类的范围而言,儒学的影响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
当公元7世纪前后日本人和朝鲜人纷纷来到中国,将其作为优秀的文化成果引出国门之后,儒学也就开始具备了国际性。
就中国范围而言,儒学是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
春秋战国,十家九流。
然而,墨、名、法、农、阴阳、小说诸家,不是自行消亡,就是融汇于儒学之中,在中国文化史上,终成不了大气候。
道家的命运虽有例外,但经黄老而道教,最后还是遁入山林,作为失意文人修性养生甚或隔世寻仙的在野文化被保存下来。唯有儒学,从孔子创立之日起,就一直香火不绝,并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
何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非宗教的儒学能够得以繁盛生衍,大化流行,浩浩荡荡?要知道,从世界文明史上看,能够得以长久流延的思想,只有宗教。宗教对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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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力可以千古一如。
虽有变化,但信仰本身却难以动摇。
所以,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佛教和近两千年前的基督教,至今还拥有大量的信众。这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化世界在彼岸而不在此岸。彼岸的诱惑始终是永恒的。宗教如同一条载着众生的船,向着彼岸划去却又永远也到达不了彼岸。正惟到达不了彼岸,船上的众生才离不开船,也离不开彼岸世界的诱惑。
而俗世间的理论则不同。
它没有彼岸,只有此岸,自然亦无需运载众生的船只。它所注重的是人自身的力量,依靠世俗的伦理规范和不离世间的道德实践,将个人与社会引入思想家们所构想的理想世界。此岸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是尚未经过净化的世界,时时处处充满着人们须臾不可离弃的物欲利诱。在这里,恶的力量始终占着上风,因为缺乏一种虚构的善的力量与之抗衡。非但众生难以超升,就连许多道德说教家也难以完全解脱。由此决定了一切世俗理论都是短命的,都有着自己的时空限制。
也就是说,在世界文明史上,作为一种世俗性的道德学问,儒学能够长期流延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研究这一奇迹背后的原因,是门大学问,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
我们这里仅需指出它的主要原因,即儒学虽为非宗教形式,却有着与宗教相类似的思想内蕴,用梁漱溟和冯友兰的话说,叫做“以道德代宗教”。所以唐君毅、牟宗三又称之为“人文教”
,或“圆教”
,或“盈教”。
无论宗教还是非宗教的世俗性人生哲学,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即在现实的人生与社会里,为众生找到一块安顿灵魂的净土。灵魂是个不安分的存在,时常处于躁动和慌乱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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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374
态。它既给人类的个体带来烦恼,亦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灵魂的安顿工作,既是关乎个体的心性之学,又是一项社会工程。而且这二者没有明确的分际。个体灵魂的安顿,也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反过来说,社会秩序稳定,个体的灵魂也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安顿。由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标准,衡量一种人生哲学是否合理,或曰是否成功,不管它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能否成功地安顿好人们骚动的灵魂。
宗教与非宗教的世俗道德学问,都得为世人描述一个理想的人生境界。理想境界的意义,在于它既可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又可为人们的心性安静提供一方净土。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即对幸福与圆满的追求。儒家的理想境界是一个“仁”字。这个“仁”字,不是孔子强加给人们的外在规约,而是有着终极关怀的意义。但是,它又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国”。它在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