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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做好就行。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任何人”
、“抽象人”
，而非一具体存在的人。这里，还是让我们看看唐君毅的描绘。
“这样，人在一天分别当了买东西的人，在银行旅馆登记名字的人，到税局纳税的人，到议会投票的人之后，归来可觉自己一无所有，眼前一片空虚。而只是使商店与税局银行之帐簿中，多了一笔帐，旅馆与议会之登记簿中，加添一个名字而已。而现代文化社会之弄到如此，则根本上在现代社会之一切组织，都是依于人之一抽象的目标而成。每一社会组织之所望于他人者，皆只是望他人之负担一达此抽象的目标之一种特定的抽象任务，因而从不望人之具体存在之各方面，在此抽象目标前全部出现。
而人之具体存在之各方面，亦即在任何现代社会组织中，皆不能全部出现，而亦几无一处
①《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册，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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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全部出现。“
①
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点。从梁漱溟开始，新儒家诸先生就一直站在这一新型文化的对立面，予以批评和责难。
在他们看来，西方人今天之所以走到这可悲的一步，根本原因便是科学思想的发展，即“以科学的理智所成之概念类别人类”。通俗点说，即是将人作概念化的处理。依概念看他人，则他人为一抽象存在；依概念看自己，则自己为一抽象存在。如是，则自己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一外在化的他人。进而言之，人可以对他人甚或对自己，毫无真实的感情，而一并当作外在物来处理，只看重其实用价值和工具价值，忘却了人生的意义和真我的存在。
在新儒家看来，今日的人类必须面对此种文化祸害，谋求釜底抽薪的挽救之道。而这绝非“解铃还需系铃人”的问题。既然科学已经将人类引到了这一步，那么再依靠科学而谋求解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要挽救现代人类的危机，人类必须由抽象的存在转成具体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而只求建立抽象普遍的概念或知识系统之科学思想，不能适切的把握人生之具体存在，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人如只是对人生存在之遭遇之危机，加以展露、引动种种栗惧，以回到个人之主体意识中的真理，则虽可通入一无穷深奥的内在世界，以至与神灵相接，但自外面看来，此乃只是人之精神之‘卷之以退藏于密’，而向后退
①《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册，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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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２５
缩，向上撤回之事。在此，人必须转退守为进攻，而立大心，发大愿，以彻底转变现代社会文化的情势，并把人在主体意识中体验的真理，推扩普被出去，‘放之而弥六合’，以实现于客观世界。“
①
也就是说，欲谋求当今文化危机的解救之道，就必须从“科学万能”
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将科学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从而让道德宗教重新散发出它的思想光芒，并让道德宗教规范科学的发展，使其不至于损害人的生命精神。这就是唐君毅所说的“仁心以主之”
，牟宗三所说的“道德之肯定”
，徐复观所说的“摄智归仁”。
新儒家与现代西方哲人站在同样的高度，思考着类似的人生问题，应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评，亦属不谬。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今天，的确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尤其是现代科学，亦的确将人带到了一个非人的世界。如果此种状况不能中止或缓解，人类未来的前景很难说是乐观的。因此，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新儒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评，其意义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新儒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评，与其说是对当下人类与未来人类的关心，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当下命运与未来命运的关心。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哲人们的文化反思，动源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危机，在于对人类未来的忧虑。而新儒家的文化反思，动源在于对西方文明的抵御和对儒学传统的护持，在于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新思潮的厌
①《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册，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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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与反感。动源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的文化反思与西方哲人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西方哲人们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手中所持有的思想武器并非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他们并非要求人们回到中世纪，只是希望世人在认识工业文明的诸多弊端之后，调整文化取向，为其未来的发展清除杂草荆棘。新儒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谈及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当下与未来，但是他们所希望的当下与未来，只是传统文化的复现，用中国古老的儒学传统作为未来人类的精神统率。他们不是以现代社会的药方为现代社会医病，而是以传统社会的道德宗教作为批评现代文明的标准，或者说，用中世纪的思想批评现代人的思想。
西方文明经过近代几百年的积聚，社会经济与文化相对于世界其他各民族，遥遥领先。
１９世纪后期以前，自然科学经过三次大的革命，即由伽利略开始由牛顿完成的力学革命，由拉瓦锡著名的实验引起的化学革命，由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为标志的生物学革命。然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又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标志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并促进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
它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技术结构，更新了工业生产的程序和方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改变了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门的原有面貌。进入２０世纪以后，西方凭着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社会财富。
相应的，社会的公共事业、通讯手段、交通网络、住房条件、娱乐设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原来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只有天堂才会有取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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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２５
用之不竭的物质财富，而现在，现实中的财富比他们想象中的天堂还要富足。
然而，人类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当他们贫穷的时候，贪求富足，而当富足起来之后，又觉得精神恐慌，无所适从。
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就是这样。当他们局限于台伯河畔自耕自食、生活不甚富足的时候，生活简朴，精神充实，有着良好的社会道德。而一旦国家富强起来，社会风气随即败坏，人们变着法子消遣享受，还是觉得精神空虚，生活无聊，相应的，各种稀奇古怪的社会现象和荒唐行为也就应运而生。尼录皇帝就是一例。他穷奢极欲，尚不满足，竟生出一个极荒唐的念头，想看看整个罗马城在一片火海中的光景。
现代西方人比起古代罗马人来，其富足的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不再为物质生活而操心，非但吃不完用不尽，而且其财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在穷苦人看来，富人的富有肯定是一件极幸福的事情，却不知富人亦有富人的烦恼和痛苦。人生虽不完全是为了物质享受，但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却又是最为痛苦的。
正惟如此，金钱才富有魅力，人们在金钱面前才会六亲不认，丑态百露。然而，正因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在人生中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当物质享受一旦得到满足，人生的意义也就成了问题。可以说，穷人与富人生活在两个世界，有着两种追求，也有着两种痛苦。
富人的痛苦，生于一种富人病。这种病是穷人不可能有的，穷人也没有必要去效颦。富人吃多了山珍海味，就会厌食，觉得吃什么都没味，整天捧着饭碗望着菜碗发愁。有时候，他们看着穷人吃粗菜淡饭津津有味，很是羡慕，但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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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们吃上几顿，又觉得受不了。
然而，尽管富人们厌食，吃东西没口味，生活无聊，但对穷人来说，富人的生活始终是有吸引力的。一方面，他们想的就是吃好穿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做上富人，也自然体会不到富人的烦恼。这是由人之为人的本性所致，是生物学上的规律，由肠胃所决定，任何道德教化都改变不了。如果吃不饱穿不暖的穷人，也学起富人来，嫌胃口不好，望着肉鱼蛋发愁，这样的人，不是身体有毛病，就是神经有问题。健康的人，绝不会这样的。
本世纪中西两方的差距，也就是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按照近年“三个世界”的理论，西方各国是“第一世界”
，中国是“第三世界”。这两个世界既是制度的不同，文化系统的不同，也是贫富之不同。贫富的差距，决定着生活于这两个世界中的人，各有着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苦恼。
就西方人来说，他们已经有了富足，有了富足之后的不安和担心，也有了对其社会与文化的反思与批评。而我们中国人，至今尚在“发展”之中，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走上富强之路，解决温饱问题。虽然也许有极少数人已经开始厌食，嫌胃口不好，但对绝大多数的国民来说，奋斗目标仍是“奔小康”。在国未强民未富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没有资格去批评现代工业文明，没有资格去感染西方人的富人病。没有科技，没有对物的世界的追求，国何以强，民何以富，人格何以挺立，心性何以安静？今日许多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也有许多国人自己瞧不起自己，似乎黄皮肤黑眼睛天生的不如白皮肤蓝眼睛。为何会有此种偏见产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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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２５
知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许多方面的成就并不比外国的差，中国人也不是天生的愚笨。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穷，和因为我们由于种种不应该有的内耗而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机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真正的走上民主与科学之路，而不是在民主与科学尚未发展起来或刚刚发展起来，就吹毛求疵，一个劲地挑毛病。
研究历史与文化，作中西文化比较，总得首先把握好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倘若人家患什么病，我也得患什么病，而不管这病是不是自己该患的或有没有资格患的，那就真正的是一种崇洋媚外的附庸风雅，真正的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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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新儒学批判
第十章 传统与现代化
传统的动态理解
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人们的头脑里常常有一思维上的死结。这就是：一方面，要创新就必须突破传统，只有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才有创新的可能。而且，社会每前进一步，事实上也就是对传统的一次否定。另一方面，创新又绝非无根无柢的事情，一切创新都离不开传统，创新也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
正因为这样，每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新旧两派人物常常各执一端，都可说出些道道来，而且似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