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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冤屈记者仗义执言（2）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神情严肃地说：“正因为舆论监督是反腐倡廉最有力的手段，威力之大世人皆知。那些腐败分子和不法之徒，‘不怕上告，就怕上报’，他们总是采取种种非法手段来阻止记者采访，使报纸搞舆论监督很难，新闻记者搞舆论监督更是难上加难。”
这时，王维忠问我：“你认识一位叫何红的兰州女记者吗？前些日子我接到她写来的求助信，称她因为2000年11月1日在供职的《甘肃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得罪了当地的黑社会分子，报社受到黑社会围攻，而报社的个别领导为了息事宁人，竟然逼迫这位女记者向对方下跪。这简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耻辱！”
何红这个名字我当然不陌生。我的《卧底记者》一书出版后，她曾向我发过多封电子邮件求助，反映她在西北的凄怆遭遇。但后来由于她被迫四处流浪，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2007年8月，我才接到何红的电话，称她已从兰州流浪到了京城。不久，从兰州漂泊到北京的西北记者罗竖一和西安记者焦永峰在几个网站上联名发表了一篇“女记者被逼向黑社会‘下跪’”的文章，首次披露了7年前原《甘肃青年报》女记者何红因写报道触犯当地黑社会势力，被报社有关领导逼着向黑社会“下跪”赔礼道歉一事。随后，罗竖一和何红多次请求我对此发表一些看法。
2007年9月4日，他们又特意来通州找到我，要求我做特邀嘉宾，协助他们在“天涯社区”上就“女记者被逼‘下跪’事件”作一次访谈，并呼吁全社会应大力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在我的出租房里，用我的那台六年前组装的电脑，在“天涯社区”上第一次向社会详尽地公开了此事，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并与广大网友进行了讨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7年10月，成都的一家杂志以“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真相调查”为题，发表了该刊记者谢文轩的深度报道，又一次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就在我们做完这次访谈的第二天，何红又接到黑道的死亡威胁短信，对方还称要灭掉我和罗竖一，可见黑恶分子的狂妄。
王维忠非常气愤地指出：“侵犯记者权益的，除了被批评对象、个别基层官员及社会上的某些不法分子，还有新闻界内部的人，特别是一些报社的个别领导，他们常会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或某些不法利益，在记者受到外界的伤害时，不但不挺身而出保护记者，反而将记者推到风险的前沿。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也会关注。我下次会写到‘新闻监督法’的议案里面。”
王维忠代表掷地有声的话语，令我热血沸腾。在春日午后的阳光中，他那高大挺拔的身影，像一尊屹立在风雨之中的雕像，面朝前方，大声呐喊，毫不畏惧。
是的，对他的话，我这位做了十多年的记者，真可谓感同身受：
1998年4月1日，在《南方都市报》几位领导的亲自策划下，我和同事前往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王圣堂”卧底暗访一特大黑恶团伙时，被对方堵在一阴暗的出租屋里，危在旦夕，后来我们靠着机智终于死里逃生，可我们这篇用生命换来的稿子最终胎死腹中。
1999年7月，我与同事魏东、王均等人一起合作采访并在《南方都市报》披露了“广州祈福新村七人被杀案”后，有关部门指责记者“影响广州市形象”，而《南方都市报》领导为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在编记者和编辑而将我这唯一的招聘记者强行解职，也没有按规定补偿我的损失……
2001年6月，时任《京华时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我因正常向一位朱姓领导反映工作上的情况，遭到主管新闻的副总刘明胜的横加指责，称我不按“程序汇报”，之后我写的两篇特稿都遭到对方压而不发；后来，我因一篇“浙江老摄影家状告TCL”的特稿被刘压了十天不发，怒而投发到《北京青年报》，那位社长不问原因，横加指责我“你为何要向我们的竞争对手投稿”，我在以大字报的形式向所有同仁道明真相后，愤而辞职。
无独有偶，5年半后，参与创刊并带领部门敬业爱岗、兢兢业业的编辑黄小军也被《京华时报》莫名其妙地解除合约（合同未到期，人力资源部却口头通知去办理业务及办公用品移交手续，没有劳动法规定的书面解除合同通知）。这时他才发现，《京华时报》一直虚报少报员工工资总额（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在6000元到10 000元之间，而报社上报的缴纳基数却只有1500元到2500元不等），想千方百计少交四险一金，以达到克扣员工以血汗换来的、年老时赖以活命的社会保险的目的。按报社人力资源部自己计算出来的结果，6年来，为每个员工少缴纳近10万元的四险一金（上缴的部分并不是全部归员工所有），而另外一方面，报社高层每年却可分得高达几十万元不等的红利。2007年11月，黄小军怒而将《京华时报》推上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诸如此类的报社领导严重侵犯新闻记者合法权益的事举不胜举。
我和许多同仁经常遇到这样的难堪事：往往我们在采访现场用良知和道德抵制被批评对象和地方官员的贿赂时，对方转而找到报社，在此关键时刻，总会有个别报社领导挺身而出，收受对方好处，然后一个电话就能让你的采访中止、迫使你的批评稿子胎死腹中。我和多位同事就曾耳闻目睹过《法律服务时报》不只一次发生过这种丑事。更为恶劣的是，一些报社的个别领导，一旦有编辑记者表示对报社某些制度或做法不满，或是用法律来维权时，这些领导总会利用种种手段打击报复：
为冤屈记者仗义执言（3）
其实，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影响下，“端铁饭碗”的记者愈来愈少，而聘用的记者合愈来愈多，权力都集中在报社领导的手中，而某些道貌岸然的报社领导，总是利用手中职权，排除异己，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比如前些年已被司法部门查处并判刑的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委员、《南方都市报》社长李明英等。是的，我们这些新闻记者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我们这些兢兢业业、长年奋战在新闻一线上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知情权，为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尽管长期经受着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压力，但我们不怕黑道，也不怕白道，我们不畏邪恶，冲锋陷阵，但最担心的是来自自己阵地上的暗箭，最担心自己的顶头上司或个别领导在我们原本受伤的伤口上再撒把盐。令我感动的是，身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医学教授的王维忠却能把新闻记者受侵害的外因、内因及范围分析得这么透彻，探究得这么入微。接着，王维忠指着一份他花了数年时间完成的调研报告，对我分析了当前从事舆论监督的新闻记者存在阻力的主要原因：腐败者、制假售假者、违法乱纪者对新闻媒体及记者既怕又恨已成为必然，舆论监督效力之大、震慑之强，是其他监督形式难以相比的；腐败分子，制假售假等不法分子用暴力抗拒采访外，还利用与地方官员们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直接给记者的领导施加压力，千方百计地阻挠丑闻上镜、上报，企图让记者及其上级放弃监督。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规来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20多天前，王维忠、贺卫方和敬一丹在央视上做的那期节目，不由问道：“王老师，我一直记得你们在央视做的那个有关舆论监督的节目，主持人敬一丹代表我们全国的新闻同行特意要求您这样的人大代表要关注这事，要为新闻监督法出台呼吁，请问这次‘两会’您会提及这事吗？”他一拍巴掌，十分坚定地说：“这还用说！我一定说到做到！这种粗暴干涉舆论监督的事，我哪能忘记？我早把它写到我的议案中了。”说罢，他拿出一叠打印好的材料，在我面前扬了扬，说：“你看，这是我今年的议案。其中，我重点要提的就是‘新闻监督法。’”我接过一看，厚厚的一大叠，密密麻麻的打印文字，这份议案及附加后数据和案例长达22页，这得花费老人多少时间呀！他翻出“新闻监督法”议案说：“我特意在这份议案上记下了《足球》报被中国足协‘封杀’事件，作为一个特例来说明……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新闻话题，就是想更详细向你这位一线记者了解一些新情况，以便我能及时修订。”
王维忠告诉我，为了制定“新闻监督法”的议案，他早从2000年就开始准备了。他不但翻阅了近五年来全国报刊公开披露过的有关记者因为实施舆论监督，遭到被采访对象、有关部门威胁、恐吓、打骂，甚至戴手铐、关黑屋等不法侵害案例，还调查了全国一百多位不同级别的新闻记者，有报社杂志社的，有电视台的，也有广播电台的，还有网络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的；也有省报、地市报，甚至县报的，可以说从上至下，方方面面，每个类型的都有。调查数据令这位平日很爱看报的人大代表大吃一惊：平时被人称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居然在工作中存在着那么多风险，特别是近几年，打骂新闻记者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屡见不鲜，但是，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法规来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为此，他决定联合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出议案，呼吁全国人大能尽快制定“新闻监督法”。
为冤屈记者仗义执言（4）
为了不打断我们之间的谈话，他几次都没有接电话。我正要告别时，王维忠代表的手机又响了。没有接。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王教授的手机又响个不停。他满怀歉意地说：“我们改天再聊。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已到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