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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很多代表能按规定完成视察工作就不错了，而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项工作的代表比较少。但王维忠除了每年省人大组织的有关活动外，他更热衷于深入吉林省的各基层视察，这样能更好地了解宪法、法律和法规实施情况及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特别是这种形式更有利于加强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更加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王维忠自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每年的调研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他在每次会议中提交的议案、建议等，都是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后完成的。
他的议案和建议都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都是他亲力亲为，并经过认真思考得来的。他每年用于调研的时间至少都有三个月。他喜欢持证视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眼见为实，才能避免一些基层官员的空话、假话。
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每次调研都是轻车简行，既要亲自到达现场，又要把时间安排得很紧。有时是上午到达一个乡镇开座谈会，吃完饭就赶到下一个地方，这样最多也只能在车上休息一下，到达目的地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座谈。
他深入基层调研，不仅是了解民情，完成调研任务，而且主要是为了帮助群众，特别是帮农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998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刚从北京参加完“两会”回到吉林，王维忠在德实市的一个乡镇调研时，因为风调雨顺，看到这里的乡村玉米堆积如山，到处弥漫着粮食的诱人香味。可是他奇怪地看到，这里的农民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大都愁眉苦脸，有的更是唉声叹气。
一位村干部无奈地说：“今年我们都大丰收了，可这粮食太多，吃不了又卖不出去，时间一长就得发霉了。”
王维忠赶紧让他就近叫来十几个村民，认真了解情况，然后又深入到每家每户当中亲自视察。他看到很多玉米都在外面堆积如山，如果遇到下雨，这些粮食就得遭殃。由于地方政府粮价太低，而且还没有现金支付，所以很难出手。眼前的实际情况令王维忠感叹道：以前只听说农民没有粮食吃，现在竟还有粮食多了卖不出价的事。
几位农民都纷纷诉苦：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碰上雨水又好，粮食收成好，谁知我们还得为卖粮难发愁。
一位老农民指着自家四处都是的玉米说：“你看看，我家的玉米脱粒后也卖不出去，眼看春天来了，马上进入雨季，这些卖不出去的玉米很快就会发霉而白白烂在家里……”
回到长春后，王维忠当晚就给吉林省长洪虎写了一封信，反映这里的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请求政府想法帮帮这些农民。马上引起省长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就派专人到德实调研，证实情况属实后，省长当即批示，由省里拿出专款帮助农民收粮，前后只用四天的时间就把卖粮难的头号难题解决了。
此后不久，王维忠在农村作“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调研，看到很多县（市）粮食仓储部门都在为粮食收购做准备，他们反映早粮马上成熟，收购在即，但收购资金还没着落。
王维忠获知，这两年，吉林省中东部地区风调雨顺，庄稼长势良好。目前，粮食收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国有储备粮，数量不大，资金也有保障；粮食仓储加工转化龙头企业，收储资金早有储备，不足部分由金融部门贷款，可以满足需求；那些“粮贩子”为收到廉价粮，从中获取高利，可用现金到农户家中收购，农民看到有现钱也愿意卖，但这难以保证顺价销售，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但是，县（市）粮库和小型粮食深加工企业，库存已空，可以加大仓储和转化力度，却都为资金没着落而发愁。
“王代表帮我们卖粮食”（2）
他马上又向省政府写了一份报告，指出新粮收购在即，粮食部门，特别是农民都在为粮食收购资金问题而担忧，期盼省里通盘考虑，做好收粮资金的储备工作，并能尽快到位，给县（市）干部、农民一颗定心丸。几天后，吉林省主要领导都对此作了批示，并下拨专门资金，帮助农村基层渡过了难关。
2000年年底，一位在长春打工的青年农民王建军，曾在网络上发表了题为“王代表帮助我们卖粮食”的文章，以朴实的笔调，表达了村民们对王维忠的感激之情。
“我的议案都是用汗水换来的”（1）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赵祥回忆王维忠拼命调研时，不由感叹道：“是我见到的工作最投入的代表。即使自己身体不好时，也没耽误过。”就在2006年初举行人代会前夕，医院已经给省人大机关打来报告，表示王维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去参会，容易出现危险，但是在王维忠的一再要求下，他还是参加了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王维忠就是这样，把调研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是写议案，还是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首先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因此，王维忠平时最爱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正因为他的调研工作十分深入，所以他写出的议案质量很高，写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都会引人注目。全国人大和吉林人大多次邀请王维忠与其他代表交流调研经验。他认为，调研工作要抓住党的中心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调研；抓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抓法律的贯彻实施，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意见、建议不是靠拍脑门想出来的，有分量的建议、意见和批评必须从调查研究中提炼出来。
王维忠说，调研时，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最重要：要听基层领导的综合性资料介绍；要认真聆听群众的声音。由于某种原因，很多基层百姓都误认为人大代表是官员，他们就很害怕说错话。所以，代表一定得说明，人大代表不是领导，也不是官员，而是替选民说真话的人，是向相关部门和领导反映难处、要求、意见和建议的人。
人大代表把眼睛盯在问题上，虽不直接解决问题，但可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调研结束后，站在全局的角度去粗取精，综合分析，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提交给人大、政府领导，供决策时参考。
深入调研的丰富资源，重要的问题可以形成议案，有的也可以写成建议、批评和意见。尽管很多媒体早就报道了王维忠的议案数量多、质量高，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些议案是怎么形成的。
王维忠曾这样总结自己写议案的“秘诀”：把经过调研好后的材料准备好后，首先得确定议案的立题，因为任何一份议案都是有关立法或修改法律。这个法律的形成，就是由人大代表提交给人代会后，再由全国人大确定讨论。他认为每个议案一定要有案情、案由（据）和法律草案。对于如何写议案，他总结出三个字：情、理、法。“情”，乃人民群众就某一事情或纠纷的处理反映的情况和要求；“理”，是指就事情去查阅相关法律和法规，寻求最接近和最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充分表达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依据；“法”，顾名思义，是指国家的法律条文，按照通常的法律文书分章节，按规格书写。这样，才能形成一份完整的法律议案。对于一些不是十分重大，但对于人民群众很重要的问题，可以整理成为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提交给全国人大处理，这些都是法律赋予每一位人大代表的权力，也就是监督权。
2007年初，我在整理王维忠遗留下的日记时，曾看到他于2006年4月写的一篇日记，题目恰巧正是“我的议案形成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代表的经验来之不易：
我在每年全国人代会后都思考下一次会议就什么问题提出议案，并着手草拟调研提纲。一般都在六七月将提纲呈报省人大人选委，请人选委转发给各市、州人大常委会，人选委按提纲提及的县（市）布置，并要求写出文字材料。八月份开始按计划，轻车简从到被调研市、县（市）所属单位开展调研。为使调研材料更真实，首先要向与会人员说明：人大代表不是领导，不多听政绩。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的代表，是代表人民、反映人民意愿，是人民和国家最高机关的桥梁和纽带；人大代表是替人民反映意见、建议和要求的人，人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我代替人民向上级机关和领导反映。
我要求与会人员说真话、说实话，并且畅所欲言。
这样一来就使我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与会人员真的就无话不说，从而收集的第一手材料就更真实了，调研会就变成了对话会、讨论会。
十年来的全国人大代表生涯，我写的每条议案，提的每条建议都是从调研中产生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经过调研，我的这些议案和建议一条都写不出来。我的所有议案都是这样形成的。每年我花在调研的时间都有两三个月。
第一手材料拿到后，首先分类形成几个调研报告，呈中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领导供决策时参考，并从中精炼出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的议案和建议。将议案通报给省人大人选委初审把关。查阅相关法律资料，按《代表法》要求撰写成议案。特别是对提出制定法律的议案，广泛征求其他代表意见，最后形成法律（草案）议案。
我认为要想提高人大代表议案的质量，必须做到：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高；人大代表要多动脑筋，思考问题要有超前意识；充分调研是写好议案的基础。写调研提纲要广开思路，面要广；调研活动要请省人大人选委协调；调研会参加人员要面广，设法将调研会变成对话会、讨论会；议案形成前，要形成调研报告，供高层领导参与；议案形成前，多学相关法律，查阅文献，初稿形成后，多征求意见，集思广益；议案形成后，请人大人选委协调，向全体代表通报，让代表知情后联名签字。
“我的议案都是用汗水换来的”（2）
如果真正按这个办法去做了，议案的质量也就高了。当然，这些议案都得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得用心、用情、用精力去寻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每一个文字都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是的，王维忠代表在近十年履职期间向全国人大及全国各级部门提交的每一个文字，不仅是他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有些甚至是他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正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激情和生命都投入到代表的履职行为之中，所以，尽管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一直尽职尽责，尽心竭力，参政议政。为了提高议案质量，他常常带病调研，不辞劳苦，深入基层，足迹遍布吉林省的乡镇、企业及高校。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07年3月13日，长春《城市晚报 》特派记者刘桂杰和常旭发表的一篇题为“王维忠代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