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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动过手的高文国和李卫第，以及另一名叫高荣的陌生男子马上围着他和俞巧明拳打脚踢，其中的高文国将俞巧明推出门外后致命一击，使其倒地不醒。俞春荣也被打成手臂骨折。随后，3名凶手钻入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众目睽睽中扬长而去。
俞巧明送往医院后，即进行了手术，术前诊断为“左侧额颞部脑挫伤伴硬膜下血肿”，手术中又发现“左颞顶硬膜外血肿”。 2007年1月20日，吴江市公安局对俞巧明和俞春荣分别进行了司法鉴定：俞巧明为重伤；另一伤者俞春荣轻伤。
2007年2月4日，我特意来到案发现场，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当日，我几次想与陈彩英取得联系，但她的手机却关机，她所在的公司工作人员也一直称找不到陈某。俞瑞金说，丈夫被打成重伤后，陈彩英却踪迹全无。
2007年2月4日上午10许，我和周律师特意吴江公安局“打黑办”了解情况。负责此案的邱警官称，案发后，警方很快将三名打人凶手抓获归案。但对涉嫌雇凶伤人的女老板陈彩英为何不采取措施时，对方回答：“现在受害方没有证据能证明她是凶手，尽管当时打人的两名凶手也打过俞瑞金，但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俞瑞金哭着说：我们和行凶者并不认识也没有积怨，事发后陈彩英亲口承认人是她叫来的。同时，据一位与三凶手同关押一室的人称，他听到对方串通做假证，并称陈老板很有本事，他们很快就可以出去。
为了依法讨公道，受害人家属已经委托律师向负责侦查此案的吴江市公安局递交了相应的证据，包括陈彩英当年的欠条，出事当天要俞瑞金去她办公室的短信，以此证实陈彩英系雇凶伤人元凶，强烈要求警方依法查处。
在检察院起诉阶段，俞又向吴江市检察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但司法部门却把三被告分案诉讼，故意减轻高文国和高荣的民事责任，使受害人无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主体上将三被告列为共同被告，连带责任无法确定。
与此同时，俞瑞金将欠债不还的陈彩英告吴江市人民法院。2007年3月20日，吴江市盛泽镇人民法庭的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陈彩英竟然通过代理律师，向法庭出示一份俞瑞金在2005年7月10日向其打的收条，企图以此证实俞瑞金已经在2005年7月10日收到借款10万元和利息1660元；陈彩英还特意让手下的会计周勤出庭作证。对方称，收条上的内容系艺龙集团总会计师陈根珠所写，签名为俞瑞金本人所写。
但俞瑞金根本就没有在这样的收条上签名，也没有收到过1660元利息和借款10万元。因此，她当庭提出要求对收条上的字迹进行鉴定，并要求庭对陈根珠进行及时取证。
谁知，到了3月23日，被告陈彩英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情况说明》，承认该收条系伪造，“非俞瑞金本人所写”。
原告的代理律师指出，被告陈彩英伪造收条并串通证人作伪证，意图向法庭陈述俞瑞金已经收到返还的借款；陈彩英伪造收条并和手下人串通作伪证，其行为与正在侦察中的她涉嫌雇黑伤人重大刑事案件具有极大关联，妄图隐蔽陷害他人，以逃避刑法处罚。这已严重破坏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3）
尽管如此，吴江市法院的一位副院长还是决定强行判俞败诉，有关法官只好将实情告知俞，并让其赶紧撤诉。无奈之余，俞被迫撤诉。
追回十万元欠款无望，伤害丈夫的的主要雇凶真凶陈彩英又一直逍遥法外，尽管俞瑞金四处投诉，但当地司法机关认为，缺乏认定陈彩英有罪的证据。
2007年3月，走投无路的俞瑞金只好来到北京上访，并四处求助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正因为地方司法部门存着不少腐败，俞瑞金大姐就把希望寄托在北京上访，并希望通过我找到人大代表为他们伸张正义，谁知，两回都扑了空，让她的希望成为泡影。
在呼呼的寒风之中，我看到失望至极的俞大姐在北风中有些摇摇晃晃，我不知是她身子太虚弱，还是今年北京元宵节的风太大？
仰望苍穹，我不由黯然神伤：老百姓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为何这么难呢？为何当初我找王维忠代表却是那么容易呢？
尽管在京寻觅人大代表的过程颇费周折，但俞瑞金丈夫被人雇凶打成重伤的案件终于引起了许多正直而好心的人大代表关注，如来自江苏团的代表管晓虹，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等。
2006年10月，凶手高文国被当地法院以“窝藏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2007年10月，凶手李卫第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雇凶伤人的女老板陈彩英却一直逍遥法外。
俞瑞金在地方司法不公正而被迫四处上访、求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礼遇”，但毕竟还是有多位代表和委员对此关注。可以这样说，如果此宗伤害案不是因为人大代表监督，也许当事人还在艰难的上访之中。
这令我不由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作为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我一定要关注人民的疾苦，要善于倾听百姓的心声。”
是的，如果各阶层的所有代表都能像王维忠那样做到情系百姓的话，我想，那些身怀冤屈的百姓应是能少走很多弯路的。
不久前有一则报道：北京市的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了听取民意，广泛征求意见，特意通过新闻媒体把各自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公布于众，在代表、委员和群众中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此举受到广大百姓的高声赞扬。
我很感谢王维忠在武警总医院住院期间送给我的一本通讯录。这是他于2005年4月在杭州市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首期代表培训班时一百多位优秀代表的通讯录，上面不但有每位代表的彩照、姓名、职务、工作单位，更有通讯方式。他曾对我说：“全国人大代表毕竟有近三千人，尽管有某些官员代表和老板代表不大理会群众的投诉，但多数代表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你可以通过上面的名单联系他们，也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的案子，也因为几位我曾采访过的当事人的冤屈，2007年“两会”期间，我按上面的联系方式与部分代表联系，除了有的更换了电话，有的态度冷漠，有的毫不理睬，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很热情的。
2007年3月8日，我与正在京参会的安徽省团人大代表王明丽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大代表是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当她听到我的名字后，马上记起王维忠教授曾为我的《卧底记者》写过序。当她获知我正为发生在安徽省安庆的一宗冤案找她反映时，她当即表示可以看看材料。
这位上访者叫李孝坤，年龄与我相仿，原籍安徽省合肥市，退伍军人。他是因为其母俞德英被安庆司法部门以“莫须有”的名义被押入监狱而四处上访的。
王明丽代表答应接见当事人家属，我赶紧让李孝坤与她取得了联系，并当面将相关材料送往安徽代表团下榻的工会大楼宾馆。当事人李孝坤受到了她的热情接待。
第二天晚上，我又带着我的案情材料找到了位于西长街的工会大楼宾馆，在宾馆大厅里见到了王明丽代表。她待人很和蔼，是一位修养极高的知识女性。
当她获知王维忠代表于三个月前不幸病逝时，在惊诧之余，表示了深沉的哀悼。她惋惜地说：“王维忠教授是位极有正义感的人，平时敢作敢为，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这位‘议案大王’的离世，令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随后就相关案情，我们聊了不少。一小时后我向王明丽代表告别。
3月1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重庆代表团陈忠林教授的电话，他称当晚9时前有一点余暇，邀请我去其下榻的宾馆，并让我带上案情的相关材料。
早在“两会”前，我与陈忠林教授取得了联系。陈教授是重庆代表团的代表，是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是国内著名的刑法专家。
在此前，我和陈教授素不相识，但通过短信联系后，发觉他是一位很热情的人。于是我把有关案情告知了他，并明确请求他帮助。没想到，陈教授马上答应看一看材料。
我来到陈忠林教授的房间。
陈教授中等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他笑容可掬地把我迎入房间，并热情地为我泡了一杯热茶，和蔼地对我问长问短。我递上两宗案情的主要材料，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4）
将诉讼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教授。他一边认真听取我的汇报，一边不时翻看相关材料。
陈教授的谦逊和热情，他的温文尔雅，又让我不由想起了王维忠代表。
谁说人大代表难以寻觅呢？你看看，像陈忠林、王明丽和王维忠这样的代表，就很易接触。有的代表架子大，对来访群众态度冷漠，但认真履职，关心群众的好代表还是多数。
是的，正像王维忠代表所说那样，“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正因为老百姓信任自己选出来的代表，所以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平和委屈，特别是少数因司法腐败而遭受到不公正，他们除了通过合法途径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访，还把期望放在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上。正因为如此，每年的北京“两会”期间，许多有冤屈的老百姓来找人大代表投诉，也正因为如此，一位社会学专家曾说过这样的话：每年春天，那些上访的老百姓大都把代表和委员当作了希望。能为老百姓说真话的代表，就是他们春天的期望……
今夜，我又想起了一心为民说真话的好代表王维忠。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了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与他在广西大厦见面时，他那热情而又侠义的语言，以及他后来对我的无私帮助……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他第一次与素不相识的沈淑萍见面，就热心地帮助这位来自北戴河医院的冤屈者，并在百忙中写信向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反映情况……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想起他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的病房里，一边挂着吊瓶，一边认真接待来访群众的镜头：父亲被杀19年无人抓凶的哈工大博士张灵飞、房产被政府部门瓜分而讨不到说法的河北秦皇岛市的郝臻夫妇、无端被太原女法官打伤并诬陷的北京市民欧阳京丽夫妇，还有投资千余万元黄山做房产开发，最后竟被合作股东陷害，黄山司法部门将其押入监狱的浙江商人朱建洪……
我想起了王维忠代表带病接见这些不幸的冤屈者时，对弱者无限的同情，对司法腐败的愤恨……
他枕着未结的议案长眠（1）
2006年12月9日，当我从北京急匆匆地赶到长春时，王绍霞大姐就流着泪递给我一张淡黄色的信笺，那是王维忠老人被送进手术室后特意留给我的，这是他的一份遗嘱。
2006年11月10日，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武警总医院与王维忠告别后，第二天他被送入手术室，在里面呆了整整26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