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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维忠当天随着送货的车，乐呵呵地哼着东北小曲刚回到单位时，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不好了，有领导要找你麻烦了。
正纳闷的王维忠回到办公室，就被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保卫干事和几位陌生人围住。对方气势汹汹地冲到他面前，喝道：“王维忠，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王维忠愣了半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位闫某恶狠狠地骂道：“哼，你还挺会倒卖化肥的呢！告诉你吧，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破坏农资统销政策，谋取私利！现在你不用再看病了。”说罢，那人手一挥，冲上来两位如狼似虎的打手，不由他分辩半句，就将措手不及的他押送到长春铁北看守所，对他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审查”。
就这样，王维忠被强行摘下听诊器、扒下白大褂，被野蛮地剥夺了做医生的权利，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王维忠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就四处上告，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能去哪里说理呢？
更令王维忠痛苦的是，在乡下一直挂念儿子命运的老父老母得知宝贝儿子“出事”后，二老头顶烈日，相扶着从乡下找到省城长春，找到儿子工作的学校，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铁北看守所。但面对那戒备森严的大铁门，两位语言不通又无人理睬的老人，在门外徘徊了几天后，只好仰天长叹，万念俱灰地回家了。由于经受不住这场打击和惊吓，在不到百日时间内，二老竟先后含恨去世。但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根本不让这个独生子回家为双亲送终，使其遗恨终生。
步履维艰的青春（2）
多年后，王维忠对我谈起这段悲惨往事时，这样评价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惨遇几乎随处可见，无数家庭都受到过冲击和伤害，我们不能恨某一个人，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俱往矣，那个不幸的年代。现在，我们的国家早告别了那场是非颠倒的噩梦，我和天下百姓一样，只是希望那些悲剧不要再重演，我们的百姓再也不要受到伤害。”是的，王维忠永远也无法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在60岁生日那天，他面对茫茫夜色，仰望天空，含着热泪写下了一首律诗，以表达对亲人深深的怀念：慈母见儿笑开颜，询问归期肠欲断。惜会梦中不长久，何时重逢告免念。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块坚冰，王维忠也成为受益者。在老红军、老校长徐选和的关怀下，1980年春，张仙洲书记、王杰院长顶着压力。终于恢复了他做医生的权利，将他从阴影中解救出来，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至今，心怀感激的王维忠还经常向子女提及那几位老领导对他的无私帮助。恢复做医生的权利后，意气风发的王维忠进入刚组建的院中心研究室，很快写出两篇高质量的论文，但却被当时一位兼职副主任窃取，此君也因此晋升为副教授。但毫不灰心的王维忠在宋怡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临床免疫及免疫增强剂的研制工作。经过一年多起早贪黑、废寝忘食的努力奋斗，1981年他发明的“注射用人脾转移因子”试用于临床；同年开始“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研制及临床应用”研究。一年后成功完成了动物免疫、制备工艺、实验室检测等研究工作，制成冻干制剂用于临床，并与刘继文教授开设免疫诊室。到1985年，他们为院创收近50万元。同年，他带队发明的“注射用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药品，通过了吉林省药品审评委员会的评审和吉林省卫生厅主持的科研成果鉴定，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生产。1987年该成果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省科委获得的第一个二等奖。1989年，王维忠又推出了“注射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移植给长春生化制药厂、吉林省东方制药公司、浙江仙居生化药厂等进行开发，为三个厂家创造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注射用人脾转移因子”、“注射用抗肿瘤免疫核糖核酸”及“注射用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三个发明品种使四家药厂扭亏为盈，并成为当地利税大户。据吉林省医药局统计，截至1995年底为吉林省创产值四亿多元、利税一亿四千多万元。1990年，他发明的“CK…MB同功酶免疫抑制方法建立和应用”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10月，王维忠发明的“抗乙肝免疫核糖核酸作用机理及临床应用”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白求恩医大获吉林省科委的第一个一等奖，到目前为止该校唯一一个一等奖。1993年3月，为医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维忠被任命为室主任。在之后的两届工作中，他领导有方，很快使中心实验室具有相当的规模。1998年初，他因从政议政，决定退居二线，主动辞去主任职务。1982年，成绩突出的王维忠被任命为主治医师、讲师；1989年，被任命为副主任医师，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始任硕士生导师；1994年被评为教授、研究员，任博士生导师；1993年底，王维忠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走上参政议政路
尽管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步履维艰，但王维忠毕竟是一位受党教育多年、一直对党有着朴素的情感并热爱其终生的人，因此，无论他的人生路多么坎坷曲折，无论他的青春荆棘丛生，但他始终没有动摇永远跟党走的决心。这也为他后半生加入民主党派、加入政协，为他参政议政，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地以一位人大代表的身份为党和人民贡献所有的力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累倒在病床上……2006年10月，当时正在北京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王维忠与我聊天时，曾这样深情地说过：“在十年浩劫的年代里，是人际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我也曾有过失误，对于所犯的错误也下定决心改正，我深信毛主席的话：‘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深信共产党的开明政策。不瞒你说，当我们医院的几位败类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审查’为名限制我人身自由17个月之久，当他们拒不让我回家为病逝的双亲送行时，我真的快绝望了，从而促使我曾一度对党的政策产生过怀疑。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几个小丑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歪曲和践踏了党的政策。后来，主持正义的老领导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恢复了我做医生的权利。在这场浩劫中，我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我虽然未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我一辈子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历经沧桑之后，王维忠又一次迎来了人生的新春。1993年冬，在医院的郭晓峰教授介绍下，王维忠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他很快在履职过程中明白，尽管一直遗憾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只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照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从此，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曾在有关报刊上看到过有关王维忠教授的一份从政履历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位老知识分子在晚年时参政议政的一条清晰的道路，那上面有努力和拼搏，有汗水和热泪；那上面亦有鲜花和掌声，有成功和笑貌——1993年12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任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支委；1996年10月，在农工党长春市委全委会上当选为委员、常委和第一副主委；1996年12月，在农工党长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任委员；1997年1月，在政协长春市八届五次全委会上，当选为委员和常委；1997年7月，在农工党吉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97年10月，在农工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1月，在政协长春市第九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副主席；1998年1月，在第九届一次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代表资格；2001年12月，在农工党长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春市委员会于1996年末组成第四届委员会。王维忠任主委，赵含章、苗延哲、李晓明任副主委，秦序任秘书长。本届班子最重视团结共事，规范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积极主动接受中共长春市委领导，在市委统战部的协调下，履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一开始他心中就定下一个目标：一定把农工党市委班子建成讲团结、干实事的班子。从此，大家团结一致，积极参政议政，很快扭转“农工党老大难”的局面。
与此同时，王维忠还力排众议，大胆选拔人才，让市委会调入新秘书长张慧虹。五年来，他们在参政议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曾荣获全国、省、市政协的多项表彰和奖励。关于这段非凡的日子，长春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张绪明在2005年5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评价老同事王维忠：“维忠是一个有思想、有魄力的人。维忠的本职工作是医生，和我共事时，他既是长春市九届政协副主席、市农工民主党主委，还担任着全国人大代表。一身兼数职，责任之重大、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但他凭着认真负责的奉献精神和参政为民的政治热情，活跃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出色地履行了各种职责。他在任职期间，市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扎扎实实，有声有色，成果丰硕，年年都有提案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作为市政协副主席，不论是工作还是私交，他都给了我许多中肯的意见、建议和有益的启示。1998年九届政协伊始，他与同为市政协副主席的赵企东、樊玉国、李惟同志提出要转变政协的会风和文风，大力倡导讲短话、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引发了市政协对会议形式的改革，并由此‘一子活全局’，为日后市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各方面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市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体力行地担当着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角色，在参加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畅所欲言，言必求实，备受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尊敬和信任。”
第三章 呼吁“新闻监督法”的出台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自诉案（1）
也许有人要问，你在北京生活，怎么会认识远在长春的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教授呢？说起来谁也不相信，我这位在京城漂泊的记者与远在吉林长春的王维忠教授的相识、相交、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