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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为人引述的卡耐基原则之一是：“如果你有一只柠檬（意指无价值之物），那就做柠檬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一个柠檬，傻瓜拿到柠檬说：“我失败了，这是命运，我根本没有机会。”然后他痛骂这个世界，为他的运气不好生气，然后沉沦于自怜中。聪明人拿到一个柠檬，就会问：“我在这次厄运中可以学到些什么？怎么样才能改善我的情况？我怎样把这个柠檬压成柠檬汁？”
把柠檬变成柠檬汁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能保证会成功，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尝试。我们多少可以有所得，而总不会有所失。
理由一：我们可能会成功——我们成功的机会总比较多。
理由二：就算没有成功，我们试着把坏的变成好的时，会使我们往前看而不再向后顾。这样可以使我们用积极的想法代替消极的想法，使我们发挥创造的活力，使我们忙碌，使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哀伤那已经永远消逝的过去。
任何要参加卡耐基训练班的人，先要填写一张表，说明为什么要参加，以及想得到些什么。令人惊奇的是，只有少数人写他们的目标要克服忧虑，但是在最后一堂课中，学员们在报告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是什么的时候，不少学员都说讨论怎样克服忧虑的书和谈话，对他们的生活最有意义。
人有的时候会为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而忧虑，他们过分强调在生活中受到的一些伤害，并且经常因此而愤世嫉俗。在新泽西州参加卡耐基课程的姗德拉·莫菲说到她过去为她的“大鼻子”而伤神的事。
“我过去常用胶布把鼻子拉起来，以为这样它就会挺起来，但是没有。我不让人从侧面看我。学生时代的我，一直为我的鼻子烦心。
“毕业后我进入商界，还一直为我的鼻子烦心。我想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鼻子，别人就会喜欢我。最后我去作了美容手术，在医院里，他们割开我的鼻子，把我的鼻子垫高。手术之后我的眼睛有黑圈，面颊肿大，过了几个星期才消失。
“由于第一次手术不好，六个月以后我又动了一次手术。
再过了六个月，我在车祸中撞坏了鼻子，因此又做了第三次手术。
“为了希望美丽，我的鼻子动了三次手术，你相信吗？当我回家的时候，母亲和朋友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鼻子的改变。
“那些喜欢我的人仍然喜欢我，那些人不注意我的人还是不注意我。我学到的一课是：人们因为你的为人而喜欢你，而不是因为你的样子。不幸的是，我已经为我的鼻子忧虑了很多年。”
卡耐基告诉我们的是，培养愉快的心情虽然并不容易，但却是可以通过努力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必要为那些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改变的事情而烦恼。我们尽可以暂时忘却那些事情，发现工作和生活的快乐。长此以往，我们的心情就会获得持久的愉快感受。
卡耐基认为，不论办公或经营，有很多态度很重要，其中之一便是以快乐的心情去工作。若对工作感到乏味，做买卖也提不起兴趣，是人生中很不幸的事，当然也不会有工作成果可言。因此，即便是再单调的工作，也要愉快地去从事。
那么要如何才能拥有这种心情呢？卡耐基认为，使人才适得其所是其中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使每个人喜欢自己的工作。如果认为自己的工作跟别人无关，也没什么意义，当然无法对工作感到乐趣。所以，自己应建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去执行工作，并互相扶持。
卡耐基曾经举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卖麻将牌，搞这种经营的人如果狭隘地认为玩麻将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么就一定缺乏工作热情，公司也就很难经营下去。如果认为人们白天辛苦工作之后，晚上摸两圈，可以调剂心情，带来喜悦，所以我们应该制作麻将出售。有如此的认定，才能正正当当做这份工作。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以欢喜的心情推展工作，这家公司自然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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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寻求生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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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耐基曾以两百美金的赏金，征求一则以“我如何快乐起来”为题、对人最有帮助也最能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
这次征文竞赛的三位评审先生是：东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艾迪·雷肯贝克，林肯纪念大学的校长史都华·麦克柯里南博士以及广播新闻评论家卡谭波恩。他们收到两篇非常好的故事，使三位评审委员没有办法在其中选出第一名来，于是让两名应征者平分了奖金。下面就是得奖的故事之一——
执笔者是住在密苏里州春田镇的波顿先生。
“我九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十二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波顿先生写道：“我父亲死于车祸，我母亲在十九年前的某一天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以后我也没有见过她带走的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一直到离家七年之后，才写信给我。我父亲在母亲离家三年之后死于一次车祸。他和一个合伙人在密苏里的一个小镇买下一间咖啡店，合伙人趁他出差的时候把咖啡店卖了，得了现款之后潜逃。一个朋友打电报给父亲，叫他赶快回家，在匆忙之下，父亲在堪萨斯州沙林那城车祸丧生。我的两个姑姑，她们又穷又老又病，把我们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带到她们家里去。没有人要我和小弟弟，我们只好靠镇上的人来帮忙。我们很快被人家叫做孤儿，或者被人家当做孤儿来看待，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我和一个很穷的人家在镇上住了一阵子，可是日子很难过，那一家的男主人失了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再养我。后来罗福亭先生和他的太太收留了我，让我住在他们离镇子十一哩的农庄里。罗福亭先生七十岁，他告诉我说，‘只要我不说谎，不偷东西，能听话做事’，我就能一直住在那里。这三个要求变成了我的圣经，我完全遵照它们生活。我开始上学，其他的孩子都来找我麻烦，拿我的大鼻子取笑，说我是个笨蛋，还说我是个‘小臭孤儿’。我伤心得想去打他们，可是收容我的那位农夫罗福亭先生对我说：‘永远记住，能走开不打架的人，要比留下来打驾的人伟大得多。’我一直没有和人打过架。最后有一天，有个小孩在学校的院子里抓起一把鸡屎，丢在我的脸上。我把那小子痛揍了一顿，结果交上了好几个朋友，他们说那家伙活该。
“我对罗福亭太太买给我的一顶新帽子感到非常得意。有一天有个大女孩子把我的帽子扯了下来，在里面装满了水，把帽子弄坏了。她说她之所以把水放在里面，是要‘那些水能够弄湿我的大脑袋，让我那玉米花似的脑筋不要乱爆。’“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哭过，可是我常常在回家之后嚎啕大哭。有一天，罗福亭太太给了我一些忠告，使我消除了所有的烦恼和忧虑，而且把我的敌人都变成了朋友。她说：‘罗夫，要是你肯对他们表示兴趣，而且注意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来逗你，或叫你“小臭孤儿”了。’我接受了她的忠告，我要用功读书。不久后我就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却从来没有人妒嫉我，因为我总在尽力帮助别人。
“我帮好几个男同学写作文，写很完整的报告；有个孩子不好意思让他的父母亲知道我在帮他的忙，所以常常告诉她母亲说，他要去抓袋鼠，然后就到罗福亭先生的农场里来，把他的狗关在谷仓里，然后让我教他读书。
“死神侵袭到我们的附近，两个年纪很大的农夫都死了，还有另一位老太太的丈夫也死了。在这四家人中我是唯一的男性，我帮助那些寡妇们过了两年。在我上下学的路上，我都到她们的农庄去，替她们砍柴、挤牛奶，替她们的家畜喂饲料和喂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我，而不再骂我，每个人都把我当做朋友。当我从海军退伍回来的时候，他们向我表露出对我的真正感情。我到家的第一天，有两百多个农夫来看我，有人甚至从八十哩外开车过来。他们对我的关怀非常真诚，因为我一直很忙也很高兴地试着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忧虑，而且十三年来再也没有人叫我‘小臭孤儿’了。”
华盛顿州西雅图已故的佛兰克·陆培博士也是一样。他因为风湿病在床上躺了二十三年之久。但是《西雅图报》的记者史都华·怀特豪斯写信告诉卡耐基说：“我去访问过陆培博士好几次，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这样不自私，这样地好好过日子。”
一个象他这样躺在床上的废人，怎么能好好过日子呢？他的做法是：把威尔斯王子的名言“我为人服务”做为座右铭。
他搜集了很多其他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写充满快乐、充满鼓励的信给他们，使他们高兴，也激励他自己。事实上，他组织了一个专供病人通信的俱乐部，最后，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称之为病房里的社会。
他躺在床上，平均每年要写一千四百封信，由别人捐赠的收音机和书籍，为成千成万的病人带来了快乐。
陆培博士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陆培博士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任务，有知道自己是在为一个比自己高贵得多也重要得多的理想服务所得到的快乐，而不做一个象萧伯纳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又病又苦的老家伙，一天到晚抱怨这个世界没有好好使他开心。”
下面是一位伟大的心理治疗家所说出的最惊人的说法，这句话是阿佛瑞德·安德尔说的。他常常对患精神忧郁症的病人说，“如果你遵照我的处方去做的话，你的病会在十四天之内治好：每天要想一想你怎样才能取悦别人。”
安德尔在《生命对你应该有什么意义》第258页中说：
“忧郁症就象一种长年不息的怒气以及对别人的反感，虽然患者的目的是得到照顾、同情和支持，但是患者似乎只是因为他的内疚感而抑郁不乐。忧郁症患者对早期的记忆通常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想躺在长沙发上，可是我的哥哥却躺在那里，结果我大声哭，使他不得不走开’。
“忧郁症患者通常会以自杀作为报复自己的手段，而医生对我们的第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要避免他们有任何自杀的理由。我用以解除他们紧张情绪的办法——也是这种治疗方式中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建议他们‘绝不要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是我相信已深深触及到此病的根源。如果一个忧郁症患者能够做到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那他还能怪什么人呢？他对自己还有什么好报复的呢？‘如果你想去看电影，’我告诉他说，‘或是出去度假，就去吧。如果你走在半路上发现你不想去了，就回来。’这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要求到的最好情况，这可以使他满足他所要追求的优越感。他就象一个神一样，可以随心所欲。而从另外一方面看来，这却不是他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他想要控制别人，想要责怪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