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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欣慰。
很遗憾，他等了一秒、两秒……一直等了很久，两眼直直地望着，却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权力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郑晓京并没有看过楚雁潮的档案——那种被某些人称之为“生死簿”的东西。现在，她为自己准备不足而贸然采取的行动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您的父亲，”她预感到那一定是个不妙的角色，只能往坏的方面猜测，“是地主？资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也许仅仅嘴唇在嚅动。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呀？”郑晓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头，在当今社会中最坏的称谓轮番向他压过来，使他难于承受！看来，“母亲”并不了解他的父亲，他后悔自己主动地引出了这个话题。现在他想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了，仅仅出于维护自我的尊严他也必须澄清这位举足轻重的郑晓京对他的种种误解，何况他要说的都已经白纸黑字记载在档案里，对党组织来说，也根本不成其为秘密！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脸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涨成的紫红褪去了，玳瑁眼镜后面的双眼不再犹疑闪烁而恢复了平静。现在，郑晓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语讲台上的楚雁潮，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
那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国正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激战之中，上海则是在文化上两股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战场。
那时候，楚雁潮还怀在母腹之中。8月31日——母亲说过无数遍以致使楚雁潮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学教国文兼英语的父亲刚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下长衫，听得楼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为是熟人来找，便应声走出亭子间下了楼。这时候，母亲无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却看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亲扑过去，一个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个飞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亲吓坏了，放下抱在怀中的姐姐就往楼下奔，但是父亲已经被拖进了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母亲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车。
她到处哭诉，到处打听，没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长为她做主，校长躲都躲不及：“学校出了这种事体，谁能想到？楚先生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本校无涉！你问你的丈夫去！”
到哪里去问？父亲无影无踪。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划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在绝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亲早已有的嘱咐，命名为“雁潮”。谁能够想象母亲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带大了这姐弟俩？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三口之家，她还在星期天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娘姨（保姆）。姐姐仅仅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可是母亲坚持让雁潮读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这是最要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感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子对母亲那样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入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做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却比他固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份，被同事们讥笑为“党迷”，但至今也没有结果，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流着眼泪、追着领导诉说。她是想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信仰的真诚，而又有谁能理解她呢？
楚雁潮不愿意让自己在北大也留下那样的笑柄。五年上学、一年见习和一年多的执教，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却始终徘徊在党的门外，没有再向前迈出一步……
楚雁潮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吐出了胸中多年的积郁，他似乎应该感到一丝宣泄的快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是没有。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号，仍然压迫着他。也许是因为压得太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过分的沉重。只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当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巨石时，才格外真切地感到了它的分量。
他静静地望着郑晓京，等待她的反应。既然郑晓京是党派来的，他就不能拒绝组织的审查。既然他把党当做母亲，他就应该像儿子一样坦诚。既然他有勇气袒露自己的心，他就不必顾忌会不会得到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后果。但是，“心如古井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他等待郑晓京的评判的时候，心中仍然泛起了希冀的微波。
郑晓京微微地张着嘴，双眼一片茫然。楚雁潮奇特的家史，她闻所未闻，甚至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事例可供参照。简单之极，而又复杂之极，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遇见过这么令人烦心的事儿！
沉默。楚雁潮已经预感到，命运将再一次无情地重复。
郑晓京却突然说话了：“您父亲……他平时表现怎么样？”
“我不知道，”楚雁潮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已经不愿意纠缠，“那是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很难谈什么‘表现’。人品好坏、学问高低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宋代的蔡京，个人生活是节俭的，书法还有很高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似乎并不想为父亲做什么辩解，竟举了这样的例子。
“我说的就是他的政治倾向，”郑晓京依然很认真地问，“您母亲和他一起生活多年，总不会没有觉察吧？”
“这也难说。如果他不是个政治人物，也就不会表现出什么政治色彩；如果他确是个政治人物，在那样的环境中也未必暴露给家里的人，”楚雁潮回答得模棱两可，“我母亲只记得，他读过不少鲁迅的书。”
郑晓京眼中放出了光彩：“这就是一种倾向性嘛！也许您父亲是个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革命文学青年，像柔石、白莽、胡也频……”她终于找到了对楚雁潮有利的因素，楚老师应该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
“当然可以做这样的设想，”楚雁潮说，并没有由此引起什么兴奋，“但设想毕竟只能是设想，却找不到任何依据。父亲的文章并没有发表过，他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作家。我查过鲁迅日记，查过所能找到的关于鲁迅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他。他恐怕并不认识鲁迅，而鲁迅的书是任何人都可能读的。当时的知识界，阵线也不那么分明。”
郑晓京也犹豫了，“是啊，即使在鲁迅身边的人，情况也很复杂，像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后来都成了革命的敌人！”
她眼中的那点希望之火复归于黯淡，放弃了那不仅毫无依据而且相当危险的设想。从“烈士”到“敌人”，楚雁潮的父亲转瞬之间翻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跟头，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楚雁潮完全感知了她的这种情绪变化，他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希冀的微波也随之平息了。如果鲁迅本人能活到今天，谁又能保证他的结果如何呢？何况楚雁潮的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一个死了的人，人们尽可以把种种干净的、不干净的“设想”加之于他，他却都得接受。如果人死了真的灵魂不灭，不知世间有多少冤魂！也许父亲正在冥冥之中痛苦地呼喊：“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郑晓京默默无语，脑子里翻腾得厉害。好端端的一个楚老师，为什么偏偏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真可惜！这样的人，她能介绍他入党吗？党会接纳他吗？如果有一天查出来他的父亲有严重问题……多么严重的问题都有可能，那将比所有的已经有明确结论的人更麻烦！她的心情沉重了。自己真不该冒冒失失地把党的大门向他“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