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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小吏或者基层官员是出身于教育体系之内的，这种教育体系的指导者必然精通技术，那些这些精通技术的教育者是从哪里来的？是百家中的哪一家的？不言而喻。
那是陈健很欣赏的时代，也是前世自己族群文明成熟的年代，只不过有些早熟的可怕。
历史总是相似的，而如果把百家套用成主义，则会看到很恐怖而又有趣的一幕，半分穿凿附会半分感慨连连，就像是古老的先知的预言……
墨翟是墨家主义的导师，从道至术，在世之时无人能够撼动，任何反驳者都会落下阵来。
但在他死前，墨家便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想，他死前尚能压住，并且可以批驳以至于那些声音不得不隐藏起来不敢与之交锋。
而他一旦过世，这些思想便开始吞噬墨家本身的道。
墨家弟子开始放弃了他们存在的基础，一部分人忘记了墨子“倍义而乡禄”的批评，放弃墨家之道以墨家之术为官，这时候有种想法是：“如果保持诸侯体系不变，为官的都是墨家的人，那么墨家的思想不就能够绽放光大了吗？”
换一种说法，他们放弃了自身的组织，开始走议会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墨家连巨子都放弃了武装对抗，开始和诸侯公卿们互利共赢，甚至参与到公卿之间的政治斗争当中，将公器变为私义。
等巨子之位传到孟胜的时候，孟胜这位巨子已经彻底抛弃了墨家的大义。他为阳城君而死，死于小义，这是要受到批判的。阳城君是因为掺和到楚国内斗当中，死于吴起临死前扑在楚王身上的计策，这也是墨子所反对的墨家子弟参与的不义的政治斗争。
更可怕的是孟胜将巨子之位传给了田襄子，田襄子以巨子之名命令那两个报信的弟子不准去和孟胜一起死，但那两名弟子仍旧离开赴死——墨家的组织纪律从这个时候已经崩溃，山头主义军阀作风抬头，不能做到上下一心。
再后来墨家三分，墨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以各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散的广义联盟。
这个联盟缺乏一位能够继承和发扬广大的领袖人物以适应新的时代，以至于思想更加混乱。
墨子是支持武王伐纣商汤灭夏之类的正义统一战争的，可他死后，修正的社会和平主义在一些墨家子弟中大为盛行，反对一切暴力成为黄左，完全不适应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沉寂无声。
另一部分则因为国家存在的原因，迅速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秦国积极扩军备战的时候，秦墨众人大力支持，迅速融入到秦朝的官僚体系中。
秦国需要墨家的术，却不需要墨家的道，等到变法开始后，修正的墨家与法家一拍即合，组成联盟，开始积极扩军备战，墨家的超越国家的“国际”联盟正式解体。
其余各国的墨家子弟也纷纷加入到各国的体系中，参与到大争之世当中。
一个有思想有目的有体系的墨家最终消亡。和近代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在秦国法墨联盟结成的时候、在墨家支持秦国扩军备战的时候喊出“第二墨家已死，第三墨家万岁”的口号，更没有人去实践“既然变革最不彻底的楚国可以依靠几百旧贵族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为什么墨家不可以依靠数千弟子暴力夺权统治，兼爱尚同可以在少数或者一个国家内首先实现……”
这并不全部都是穿凿附会，只是一些东西换了个名称，然后在近代的舞台上重新演出了一遍，并不新鲜。
不只是这一家，这些早熟的东西可以说包含了陈健前世耳熟能详的众多思想。
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还不成熟，因为她们出生的太早，可却不代表她们不会长大
等这些早熟的思想消亡之后，“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变为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然后这些话再成为舶来品被人惊叹国外月亮如此之圆，终究只能长叹一声。
那时候有个有趣的说法，逃墨则为杨，逃杨则为儒，而这三家是当时的显学。
物极必反，这是道家的哲学，却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本质。
背弃了兼爱非攻尚同有着严格组织纪律的墨家，很容易成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杨朱弟子；背弃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放纵主义的杨朱弟子，又很容易成为严格要求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儒家。
等到儒家被魔改为严格的半宗教化的理学后，再自然演化物极必反到明末市井的***和思想解放，直到这种自然演化被外力生生打断。
这三种显学在那个时代相爱相杀却又恩怨纠葛，却被局外道家的人一眼看破笑而不语，因为看破的那个是哲学，很善于解释世界的本质。
这些话即便拿到陈健前世也是适用的，最反对某种思想的往往是某种思想体制内的人。
既然陈健决定要学秦国的法墨同盟，就自然要想到统一之后的后果，严苛的法律和规范也一定会在他死后物极必反。
按照推理，到时候国家已经存在，公产丰富，识字率不低，国家机器极为强大，所以到时候物极必反也不用担心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他们必然会被强大的国家机器震压，毫无市场。
到时候与严苛法令规范相对的，将会是无为而治，统治者只需要掌管大的战略方针，不需要那么严苛的法令，基层政策全面宽松，民风从严苛变为开放——这种管理方式只需要坚挺到物极必反思想禁锢之前走入资本时代就好。
从长远看这种形式是现在的最好选择，以为未来铺路。
而从近来看，这种形式也是陈健迫切需要的为扩军备战做好准备的基础，也更适应夏城的体系，只需要稍微做出一些变动。
这次妥协落幕之后，夏城体系将有两万国人，虽然有些城邑“人”的数量比这还多，但一大半是奴隶，那不是人也没有战斗力。
夏城暂时不再需要太多变革，动荡可以结束，一切内敛妥协对外扩张，因为人口已经足够支撑，所以不再需要陈健刻意挑起阶层的纷争。
国人叫喊的两句口号更让这种变革有了民众基础：独断和规矩。
所以陈健觉得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什么都不缺，只需要轻轻一推，用最合理的方式和最不容易挑起内部矛盾的办法推行下去，让绝大部分国人成为新制度的受益者就可以。
考虑许久，陈健抬起头道：“我会给这些作坊工以国人的身份，但先不要欢呼也不要反对，听我说完再做出你们的表情。”（未完待续。）
第二十五章 百分之二十三（）
“榆城体系内，从两年前开始官爵分离。爵等的区别只在于你为城邑做了多少事，对个人而言是种荣誉，对家庭而言意味着你能领取到城邑公产分发的各种福利的多寡。”
“而官等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管理多少人，其实本质上和种田做工的没有任何区别，一个劳心一个劳力，却都是劳作。”
“原本，榆城体系内有十二等爵，最低一等的称之为百姓，但现在我会再加上两等，一共十四等。”
“十四等是最末一等，但仍旧是人，适用慈善法令的所有人。拥有缴纳赋税耕种土地的义务，也必须强制劳作。他们没有议政的权利。”
“十三等的就是你们这些作坊工。之前有八千，加上在慈善法令颁布之前的两千多女人，一共万人。原本十二等为百姓，我改一下，变十二等为公士，十三等为百姓。”
“百姓拥有议政之权，拥有从军杀敌的义务，也拥有国人的一切权利，不再受慈善法令约束。百姓之子女，可以由公产出钱完成开蒙教育。病重后由公产负责医治，残废衰老后如无子女则由公产赡养至死，允许参与一切城邑内的活动，拥有结社之权，拥有监察百官之权。”
“但是生活只靠自己的土地产出或者作坊劳作的旬薪月钱，每年发一套冬衣一件夏衣，除此之外再无其余福利。”
“自十二等爵公士之上，除了正常劳作发下的钱币外，还拥有分润公产收益的权利。”
“自今天开始，所有征战得到的土地、人口归公产调配，不再分给私人作为奖励。所有奖励由公产经营所得而出，按照爵等以实物货币分润众人。”
“假使十二等爵公士分一，则十一等爵倍之为二，十等爵再倍之为四……至一等爵为两千零二十四。”
“爵等不世袭，所有国人后代子嗣均从十三等爵百姓做起。十四等的所有人在榆城登记后居住劳作三年以上，熟悉新工具农具的使用，可以握住戈矛上阵后，则自动提升为百姓。百姓劳作三年且无过错亦无功勋，可升为公士。公士劳作四年且无过错亦无功勋可为十一等爵。以此类推，若能活到四十，自十四起劳作，不作奸犯科，临死之时总能得九等爵之利。”
“随军征战可得功勋，劳作努力亦可得功勋，改进劳作方法不但可以有奖赏而且更容易得到功勋。”
“评定功勋的办法太多也太细，这需要一点点商量，不是一天就能说完的。”
“如果你们能够接受，明天一早就放下武器。”
这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国人身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议政的权利，这也是这些作坊工领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至于那些利益，只是这个权利之后的东西，并不急迫。
陈健的想法是将整个夏城体系变成一个严格控制的国营体制，用更多的底层和技术优势来供养一个两万人左右的特殊阶层，利用五年的时间保持稳定。
三年之内受慈善法令约束的最底层是没有办法成为有议政权的百姓的，但陈健给他们预留出了往上爬的空间，没有堵死通路，也没有抹杀希望，可以保证扩张的同时基本盘人口不断增加。
对于那些作坊工来说，他们只要辛苦安稳劳作两年就能成为十二等的公士，如果战争中奋勇杀敌立下功勋还可以更快。公士之上就可以享受各种公产的福利待遇，这个希望触手可及。
但此时此刻这些人还不能在利益上损害那些原本国人的利益，如今国人的起步点就比他们要早出两年。
呈倍差的福利区别也让国人充满了向上爬的欲望，只不过这是一个大饼。大部分国人可能终其一生也就是九等爵，不过是公士待遇的八倍，而且还是快要临死的时候。
一等爵两千零二十四倍于公士，看起来很美好，也很吓人，但实际上整个城邑可能都不会有，那至少也得是灭城、救亡之功。
按照现在来看，整个夏城体系内的公士之上的人有八千，八千人按照爵等递增的福利分配，可以简单地看成四万基数分饼。
三年后大约会有第一批五千人成为百姓，再用两年的时间成为公士，这是五年时间。
五年后如今的一万百姓成为了公士，但按照年限正好还差一年成为十一等爵，其中假使有一部分立下功勋的，五年后这一万百姓分饼的虚拟数量可以看成两万。
五年后如今公士之上的夏城老国人死掉一些，再平均提升一个爵等，大致可以算作虚拟的八万基数分饼，再加上五年后现今百姓的两万，再上现在的十四等的五千，一共可以看做有十一万基数分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