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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除了税收把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不是信口胡言。
官员们愁眉苦脸，连基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
不同意请愿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答应，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才是难题。
现在城内除了物价变得奇葩之外，一切秩序还是存在的，一旦要是动手城市的秩序就会完全混乱。
如今只是这些雇工在请愿，看得出对面是刻意控制着情绪，没有将问题扩大。
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值得恐惧的，这证明对面那些人的控制力远超了这些官员们的想象。
暴民一旦有了纪律不再是暴民，那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变得可怕了。
一旦问题扩大，几十年前的一幕就在史书之中。有不满情绪的，又何止这些矿工和码头工人？那些被承包商和大商人联合压榨的家庭手工业们也同样不满，如果这种情绪被煽动起来，那就是一场武装暴乱。
看得出墨党在努力稳定着粮价，也同样一旦不稳定，同时煽动情绪，那可能就是一场烈火燎原一样的风潮——只需要把风向吹到议事会的投机商当中，那就免不得要来一场大事，舆论宣传闽城的官方已经完全沦陷。
老迈的郡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发表意见，想要征求这些官员们的意见。反正他作为郡守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顶点，对此已然是漠不关心，所谓无欲则刚，真到了无欲的境界，反而比起从前被欲望蒙蔽的时候看的更为清晰。
在侯伯国这样的敌人存在的时候，共和国必然要宣传国人身份，以此来获取兵员和战斗力。然而一旦这些东西宣扬的多了，敌人不存在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古典共和国在后期矛盾频发的时候，帝制看上去已经成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用来作为底层和古典财阀之间的缓冲，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还没走到这一步，就被逼到了手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思想极为混乱。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宣扬国人公民身份的残余还没有去掉，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自上而下都处在思想的转型期，不知所措。
好半天，商务官石鸣终于开口道：“要我说，这就是一场叛乱。那些雇工们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教唆，绝不会这样的。只要如同车轮碾死蚂蚁一样，将那些领头的人都抓获。或是判刑，或是绞死，这些人自然一哄而散。如今在城中，置国家法度于何处？”
司法官闻言皱眉道：“就算是说他们是叛乱，可问题是当年立国之时就有叛乱法，这怎么能算得上叛乱？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攻击，没有打死官员，只是请愿。”
司法官心中是十分郁闷的，这件事老郡守显然是不准备担责任了，这责任他可担不起。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闹的大了，上面会不会替他们背这个锅？还是会借他们的官身一用以平息民愤？
石鸣哼声道：“怎么能不算叛乱？他们这属于是把矿主和雇工对立起来，这就是煽动叛乱。明明都是国人，却偏偏要人为地分成两边，挑唆矛盾，这就是叛国。用此罪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司法官摇头道：“当然有问题。当年北伐统一之时，北方诸邦也有‘殉国’的。齐国人认为自己是齐国人、卫国人认为自己是卫国人，这是人为挑唆宣传的。如果齐侯逃了、卫侯降了，便不再会有人相信这种对立。可是矿工和矿主，不是你宣传他们才对立的，而是不管是否煽动都是对立的。这只是说了句实话。如果没有齐侯就没有齐侯国，反过来没有墨党，矿主和矿工照样矛盾重重。这种事骗得了自己，骗的了那些口如枪唇如箭的人？”
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墨党那群笔杆子早早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生怕自己担上叛国的罪名。司法官觉得，这群人在准备搞事之前，就已经想过后果。只是死可以，但不可能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去死，若是强用这个罪名，数十年后或者数百年后，自己就要担上骂名。
没有天堂地狱，只有汗青墨笔，司法官可不想自己背上这样一个名声。况且最该承担责任的郡守一言不发，想把问题都往下推，谁又能愿意背这样一个大锅呢？
如今这群人还算老实，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出现，杀是杀不死的。墨党内部很有一些激进分子，一旦这件事演化成了暴力震压，那么那些激进分子用矿用炸药玩自爆诛国贼也不是不可能。
司法官想过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上面为这件事定性，自己审判的时候却不会判那些领头的绞刑，而是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
只要不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搞事情就好，而且流放的话，不会引来报复性的袭击，正是两全其美。但是如果上面不作为，既想着博一个爱民的好名，又想着把责任推给下面，那他绝不会去触这个霉头的。
石鸣又道：“凡是闹事者，必然是想不劳而获，也可以以此罪名，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况且为何别人富裕而成为矿主，他们贫穷却成为雇工？自是因为懒惰。按照罪名，就算不杀，全部送进济贫院或是充屯军，应该没有问题吧？”
税务官张瑜无奈道：“石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人一天不复工，闽城就一天没有煤。现在的问题是想办法让他们复工，而不是把人都杀光。还不到杀的时候，杀光了或是全部投进济贫院，谁去干活？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人反抗怎么办？”
“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吃饱了撑得学生学员，而是雇工。若是学生学员，任其胡闹，打一顿便老实了。可是雇工则完全不同，他们闹起来，城市是要乱掉的。吃饱了撑得的人，连屁都不如，一点味道都留不下。可是雇工们不是吃饱了撑得，而是吃不饱饿的。”
石鸣瞟了一眼道：“照你这样说，我们只有答应了？朝令夕改，颜面何在？以后政令又怎么推行？以后凡是出了事，就闹一闹，这成何体统？真要走回两百年前国人政治的老路？若论史书，我看的也不少，当年国人政治的时候，王上有令，底层国人拒绝当兵，若不变革就让肉食者自己去打仗！其时危在旦夕，可那些穷鬼却铁了心拒绝服役，除非答应他们的条件，难道你想看这样的事重演？这些人不知轻重，只知眼前小利，目光短浅，非国之福啊。”
张瑜苦笑，也没有反驳，心道：“这还不是当初拒绝了请愿造成的？”
只是心中这样想，嘴上却不能说，至少在明面上他是绝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屁股的，否则自己寸步难行。
张瑜想，自己能帮陈健的也只有这句话了，多了也没有必要。这场事端，可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只是城内的税务官。物价飞涨、雇工集会、商人投机，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再者如今的情况也不相同，两百年前，国人多在城中，自然可以成为一股影响力极大的势力。如今按照比例，在城中的国人已不如当年多，况且也不再是三五座特大城邑撑起一国的时候。
城市人口比例越大，国人政治参与度也就越高，反之则反之。
如今这个局面，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想到的，完全没想到已经分散的国人重新又有组织起来的趋势，这让他们极为不安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官员们继续争执着，大有想办法继续活稀泥把这件事拖下去的趋势。
老郡守无奈地再一次说了番话。
“诸位，这件事拖不下去了。往来都城或是河阴督抚，少说也要一个月时间。现在煤炭断绝，城中各个产业难以维持，必须要尽快拿出一个说法。你们想拖，可我这把年纪了，难道还有比我更想拖的人吗？我都拖不下去了，可你们还年轻啊！”
老郡守不是没想过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由官方出面，让雇工和矿主之间达成协议，而不是由议事会通过或是由政令解决。这样一来，如果将来有变，那也有回寰的余地。
但是对面那些人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底线就是由政令或是议事会通过，不接受单独和矿主之间达成协议。
那群人之中虽然没有做官的，可是或是史书看得多了，竟在这件事上极为敏感，作为谈判的十三条底线之一，寸步不让。
鸦雀无声，愁上眉头。
他们是旧时代的官僚，完全不会用新时代的方式去应对这样的局面——这不是几十年前那些人武装起义要求改组议事会增加平民权利，而是先用舆论发酵了两个月，再忽然弄出这样的动静。
要求之低，比起当年简直让人不忍拒绝。可是不忍拒绝也得拒绝，否则这就是一个开端。
更为无奈的，则是这件事就算处理干净了，以后怎么办？
毫无头绪。
第一百五十四章 新旧之交的官员（下）（）
同样作为官员的，还有南安县的嗟远山。
因为是郡县两级的行政结构，县不是三级结构下的县，嗟远山的地位并不低。
嗟远山在南安目睹了陈健起步的几年，也和陈健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关系。他明白现在南安的一切，是靠陈健撑着，一旦陈健倒了，南安的繁华在一年之内就会变得萧条。
南安已经有大半和陈健绑在了一起，尤其是作为政绩的标准石油作坊、运河、化工作坊和玻璃以及钢锭作坊。
这些东西，换了别人接手，就会一蹶不振，嗟远山很清楚里面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
在这次请愿之初，嗟远山就已经默许甚至决定做一次政治投机。
他是仔细分析过利弊的。
叛乱的罪名，安不到他头上，财阀共和之下，造反的理由很多，但唯独没有北方侯伯国的谋逆罪。
其次，叛乱这种事也不容易发生，郡守没有兵权，有兵权的人后勤掌握在中央手中。
再次，当年划分郡县的时候，那就是早有准备，不是画的直线，而是将各个郡之间拆的七零八落。无论是险要之地，还是鱼米富庶之类，都拆开了，郡图古怪，或是长条或是被切入，任何一个郡都没有单独成事的资本，郡守们脑袋也清醒的很。
如今那些有野望的人，都在各显神通。
北方某郡，利用统一后的土地重分，遏制豪强，批量制造自耕农，捞取政治资本，顺带造势舆论宣传，大有此人为王则天下笃定的气势。这人便是陈健在戏剧上的“引路人”孙湛口中的那位郡守，处处以当年姬夏的行为加在身上。时而站在自耕农那边，时而站在大土地主那边，时而挑唆小手工业者，时而又和承包商和大商人勾肩搭背，手段娴熟，竟能获得多数人称赞。
先是利用旧贵族土地重分的机会，制造了大批拥有地产和票权的自耕农，获得了声望，实际上这是既定政策，只是他执行的比较完美。
随后又挑唆有大量富商投机商作坊主的议事会通过了一项对自耕农极为不利的决议，借助自耕农的愤怒重新推选了议事会，替换掉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本地人物，但暗中扶植了另一批新的富商和作坊主。
暗中挑动家庭手工业反抗，引发了承包商和富商的恐慌，反手就震压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