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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这件事办的差不多了，合理合法的翻脸，追查地主土地的免税、逃税、不上报等问题，管叫他们欲哭无泪。基层已经组织起来，之前只是温水，现在变成沸水了，想反抗也是分分钟以“抗税逃税、藐视共和国法律和闽郡议事会权力”等问题抓起来。
饶是这样，很多人还是觉得心怀怨气，觉得正义来的太迟了，而且正义用的不是正义的名义去实现。
不过不管怎么说，最终投票通过了也算是暂时将这个问题翻过去了，而且形成了决议后不管是否反对在这个为期五年的计划之中都要支持。
全党的代表大会不可能每年都开，尤其是现在的条件，五年一次已经是极限。
大体上这次大会算是一场正式的建党大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照抄下来，事半功倍，但也很不成熟，慢慢摸索。
为了闽城五年之内的计划，在表决半数通过了农村问题的活动方向后，暂时放下了争论，开始了集思广益。
很快，一个很好的将闽城的市民阶层拉到自己这边的方案就整理出来。
上一次郡属收容工厂事件中，大资产阶级试图用在农村征税挑唆自耕农反对城市雇工的计划给这些人上了一课，于是这些人反其道而行之。
既然他们可以挑动农村镇压城市，那么这边也一样可以挑动城市市民支持土地变革。
在保持应缴纳的国税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党内有人提出了利用这次减租减息和重新丈量土地的机会，取消必须缴纳的人头税，将人头税添加到土地税和印花税之中。
也就是解除了城市手工业者和雇工的人头税，具体来说大部分还是转移到了农村，由农村的土地占有者来缴纳。
这样一来，可以获得城市手工业者的支持，这是关切到他们切身利益的事，他们肯定会大为支持。
转嫁到农村的这部分人头税，是和减租减息和重新丈量土地、建立农会等具体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大量藏匿不报的免税土地，经过和农村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墨党组织的丈量，肯定会多出不少。
而上报国税的数量还是那些，多出来的这部分土地将要缴纳土地税，从而获得闽城议事会的支持，没有预算权和财政收入的议事会没有权力。
地主反对，城市市民和议事会支持，墨党执行，激化的矛盾可以适当用武力解决，只要不弄出“违法”的漏洞就行。
另一方面，人头税看似转移到了农村，但是对于那些佃农和小自耕农来说，他们反而少交了人头税，反正他们的土地也不多。
而根据计算，就算那些藏匿不报的土地不算，这种政策也只会影响到土地在一定数量的小地主。
再往下的层次，减免的人头税等于土地增加的那部分土地税。
而这部分人一般都是自主经营，就算相等，随着白银通胀、价格革命、新物种新种植技术等条件，也会让他们逐年增加收入。
对他们而言，只要宣传得当，他们会做简单的算术题，而且长久看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人头税是最不合理的税种，也是看似“最平等”的税种，但这种税种的平等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政策最受影响的，也就是那些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的土地多，人少，土地税上涨的幅度不大，可乘以巨大的基数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强制减租减息、发动农会、保障落后地区佃权等活动的配合下，他们想要把这部分税款转移到佃户的地租身上也极难。
他们肯定会反对，但是他们的土地也赋予了他们保守性和软弱性：一旦发动起来农会、墨党将触角伸到农村后，只要不触及到分地等问题，他们不敢反抗，不敢赌上身家性命——他们之前在农村牛气冲天，只是因为他们还没见识到墨党的手段，遇到的也是那些没有组织的佃农，和散沙玩惯了，遇到块石头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原来自己是那样脆弱。
不说和一个有组织的党派斗，那些地主斗得过一个融汇了石油、钢铁、炸药、军火、运河、玻璃、纺织、造船、银行、香料贸易等行业的大型资本集团吗？
这个大型资本集团和全国的地主与军功家族叫板还差得远，可叫板一个南安已被墨化、闽城有资产阶级权力机关的一郡之地其余县的地主们，还是可以的。而且背后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想要在农村分一杯羹的城市其余资本。
这些背后的东西之外，还有明面上的城市小资产者获利的取消人头税政策。印花税这东西每年收的也很多，而且收的一般都是大资产者的，同时又因为有政府的印花戳似乎更有法律效力，因而反对的也不多。
稍微均衡一下，城市的市民阶层显然会极力支持这个政策，也会让墨党有重新和城市小市民阶层的各个进步党派们合作的基础，再用“道德”的悲惨的故事获取他们对农村问题的支持，就算是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后方。
“道德”什么的只能拉拢一时和一些心怀正义感之人。
切实的利益却可以得到大多数普通人的支持，上街问个闽城的小市民说墨党准备提议取消人头税，你们是否支持？他们肯定支持。又问他们取消的税从土地税上补，你们是否支持？小市民一想我又没土地，关我屁事，我当然支持。
佃农们只要确保农会建立、保障他们减租减息和保证佃权，他们会蹦着高支持。
富裕自耕农稍微一算，少的人头税等于自己土地增加的那点税，也算是你们闽郡议事会履行了不朝我们加税的诺言。顺带着墨党手中还控制着各种新农具、新种子，加入农会还有种植指导，自然也不会反对。
这样一来，在整个闽郡，就把食利守旧的大地主们彻底孤立了。这里不是根深蒂固的都城和北方，资产阶级力量又强大，守旧地主们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这回跑到闽城去告状，面对着新的资产阶级和市民占主体的新议事会，那也不可能出现堂下何人状告本官的事了。跑到都城去告状，一来一回天都变了，码头不是控制在墨党手中就是在南洋公司手里，不想死在海里就去坐船试试——资产阶级对于拍卖逃亡地主的土地向来充满兴趣，尤其是土地经营收益率不断上涨的这个时机。
还有那些清查出来的逃税土地暂时不会追缴逃避的税款，可是墨党和闽郡议事会也绝不会出台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一旦在农村站稳了脚跟，便会追究责任，到时候那就照着卖地补缴税款的路子来吧。1
第九十二章 哭笑不得的悖论（）
挑动城市斗农村旧势力，在闽城是有这个基础的。
除了一部分革命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者外，大银行家大资产阶级也是一股可以借用的力量。
比如南洋公司如今每年收入巨额的财富，但是每年缴纳到国库中的只有十万银币，这是当初谁都没看好的垄断权卖出的十二年价格，而这仅仅相当于南洋公司每年在西班牙殖民地走私棉布利润的零头。
被陈健拉入其中的市民阶层不算，那些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们也十分担心旧势力以手中的权力干涉公司或是强制将垄断权和股份瓜分。
人民国有制和伪装成国有制的寡头贵族所有制是不同的。
对他们来说，垄断权只是个名头，真正盈利的支柱是闽城不断发展的工商业和强大的武装船队。他们害怕底层革命，但也同样害怕旧时代的权力妨碍他们的利润，对他们而言第一要务是闽城工商业的稳定和发展，第二是要保证将来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在自己手中。
那百分之六十的空股权给那些大贵族寡头，是引狼入室；给自己一部分再给中层一点，那才是控股融资。
他们是最不靠谱的商业资产阶级，但这里又和荷兰不同，手工业很发达、物价低于大洋彼岸已经开始物价革命的欧洲，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又和手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手工业并不发达，他们转身就会成为买办和走私贩子，兴致高昂地摧毁本国的手工业。
从一种“帝国”的史观来看，这些人都是“帝国”的蛀虫，然而拥有“帝国”史观的人，未必是帝国的主人。
正如南洋公司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些西班牙殖民地的走私贩子一样，他们是西班牙帝国的蛀虫，但是一旦时机允许，他们摇身一变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种“帝国”的蛀虫，正是一支可以借用来摧毁“帝国”旧统治阶层的力量。
包括在闽城要实行的人头税、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都是这些大资产阶级所喜闻乐见的。
想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的就是一种以“郡自治议事会”为主体的“包税”制度，将每年的国税按照以往的定额交上去。
城市乱哄哄的，之前刚刚起义过，他们又不想出钱安抚，那让地主出一部分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事实上出现这种问题，是他们间接造成的。贸易白银流入、物价上涨、物品出口量太多存在闽城的商品没有增加、土地经营利润提升、棉布倾销和轧花机出现导致的大规模种棉大为有利，导致了一部分靠近闽城的地主们自发地选择了自主经营收回佃权，这才导致了许多的失地者涌入城市，造成了维稳成本增加。
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出钱，那就是浪费口舌，他们宁可用两倍的钱来镇压；转嫁矛盾将问题转移到农村，他们乐的如此。
在不动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要不是他们害怕触及旧势力的底线，他们是最迫切希望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私有拍卖的一群人，没有人比这些股东和银行家更有钱了。
不要以为只要穷人才想土地国有化，单纯的土地国有化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土改。
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是一个必要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而土地所有者却完全是多余的，是无用的累赘。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地价还没有大发展、农村土地又在地主而不在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权，所以各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恨不得地主这个阶层都彻底消失，痛斥其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人。
资产阶级和资本对于那种靠食利和人身依附为生的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只有一个词来表达他们的心情：暴殄天物！
彻底的土地国有化和自由的资本竞争租赁，将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有益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
而陈健之前反对内部的一些支持土地国有化的人的原因，也是如此——支持土地国有化的，大部分是那种主观同情和善良者，他们担忧在闽城看到的资本主义怪兽深入到农村、又对农村的旧势力的压迫感到愤怒，所以他们想要跳过去直接搞国有化——可从内部逻辑上，他们的手段所导致的却是最彻底、最完善、最纯粹的农村资本主义大发展。
这相当于害怕往东，却没有改向西，而是从走的改成跑的……
搞遏制资本涉足，均分土地保障小块经营权，那又走到了民粹的路上是反动的；搞集体经营制，暂时还没有基础，也没有足够的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