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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俞国振可以用他们替代原本垄断了知识的旧儒家和胥吏，他们这些读书人，无论此前是什么阵营，从此之后，都将面临绝境。
一辈子皓首穷经，为的不就是一朝大印在手金榜题名，而现在这个愿望将再无实现可能！
冯铨满腹都是惊恐，这种恐惧，甚至比起横刀架于他的脖子上都要大。
故此，他出沧州城时丰神俊逸飘飘然如神仙中人——为的是能给俞国振留下一个好印象，回来时却是面色枯槁仿佛气血两亏。
吴三桂听闻他这么快就转了回来，心中也有些诧异，他同样不信任冯铨，但是觉得冯铨至少可以帮助他试探一下俞国振的底线，同时看看俞国振是否还记着当年的仇怨，是否两人间真的就没有和谈的可能。
因此，他大开中门，请冯铨来相见。冯铨从马上下来，目光发直，须发皆颤，他呆呆愣愣地向着大门走去。吴三桂看着他这一副憔悴至极的模样，就这般进了门，忙上前去扶将：“鹿庵先生，这是怎么了？”
冯铨举起手，轻轻一摆：“天下读书之人必食其肉寝其皮噬其魂……”
话才说到这里，他只觉得心头一痛，然后一口血便喷了出来，整个人也萎顿下去，直接气绝。
吴三桂原本是来扶他的，可是还没有扶到人，冯铨便已经仆下，他将人掺起时，发觉这位阉党巨孽竟然已经死去。他愣住了，手松了一下，冯铨的尸体便又摔到了地上。
“这老儿……就这样死了？”吴三桂愣愣地发了会儿呆，然后叫道：“来人，将冯鹿庵的随从唤来，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是中了毒？”
“莫非怕我在酒中下毒？”
吴三桂为冯铨之死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济南城中，孙晋微笑着看面前的俞国振。
俞国振同样微笑摆手：“如今大势已定，便是毒杀我，朱由崧亦不可能坐稳天下。鲁山先生当世智者，定不会出此下策，若是史道邻，或许还会如此。”
“你啊，便是尖酸刻薄。”孙晋哑然失笑。
孙晋看着俞国振的目光，与旁人有许多不同，满眼都是赞赏。他是东林干将，同时是孙临的亲兄长，因此与俞国振也算是有亲属关系。如今与俞国振有亲属关系的方孔炤总督两广，张秉文总督山‘东，虽然华夏体系中的总督一般只是文职，没有身兼守备司令之职便无权调动驻防的华夏军，但这二人都可以说是一方大员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晋自觉自己也有能力在华夏军略委员会的体系下，获取一个位高权重的职务。
不过他此次来，却不是为了个人的职务而来的。
“你不饮酒就罢了，那我就在这里谈公事吧。”孙晋坐正了身躯：“无论你如何看待弘光天子，但此次我来，天子是要向你表达善意的！”
“哦？什么善意？”俞国振微笑道：“他不忙着选秀女么？”
“忙着选秀女的天子，至少比隔着几千里指手划脚的天子，要容易应付得多。”
“哈哈，鲁山先生这是深有感慨吧？”俞国振听得孙晋对崇祯吐槽，不由得大笑起来。
崇祯尚在的消息，虽然有所泄露，但因为俞国振的暗中控制，一直没有人能够证实，这就使得孙晋等人虽然有所察觉，可是一个个都装没有这一回事。
“天子下令，令黄得功移兵襄阳，压制张献忠。”
孙晋带来的这个消息，让俞国振微微“咦”了一声：“此为朱由崧独断，还是鲁山先生你们所劝？”
“二者兼有。”
黄得功是现在金陵小朝廷唯一可靠的武力，他拥有大军也近二十万人，一直囤于淮河两岸，虽然金陵小朝廷的本意是戒备俞国振南下，但实际上他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山‘东。毕竟，背后有二十万人呆着，无论如何俞国振也得留上一两万人防备。若是朱由崧自己提出调离黄得功，这不解体现出他对俞国振的善意，同时也体现出他超乎常人的胸怀与战略眼光，倒要让俞国振对这位历史上名声极污的朱明后裔刮目相看了。
“鲁山先生，朱由崧有此善意，那我就领了，待来日，我私人必有所报。”沉吟了一下，俞国振道：“不过若仅是此事，想必不会烦劳鲁山先生跑这一趟——可还有别的吩咐？”
“吩咐是不敢，只是想问，华夏军略委员会何时开科举？”
孙晋说到这，目光紧紧盯着俞国振，希望从俞国振脸上看出他内心真的想法。他此次来，确实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就象阉党反复试探俞国振的打算一样，他们东林同样也在反复试探。
史可法从陈子龙口中得到的消息，让整个东林都为之震惊，甚至让他们暂缓与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的争斗，而是试图与阉党合作，让朱由崧将黄得功调往襄阳。对于东林或者阉党来说，什么都是可以拿来作利益交换的，只要能保住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哪怕将金陵的小朝廷拿来交换也不是不可。
俞国振没有犹豫什么，很直白地说道：“科举乃文官制之基础，而文官制乃未来国家之基石。在我看来，未来的华夏国家有三大基石，一大灵魂，这四者共同构成我华夏道统。”
“愿闻其详！”孙晋听得俞国振承认科举乃文官制之基础，又将文官制视为未来华夏国家的基石，心中便是一喜，觉得史可法从陈子龙那边得到的消息，未必全对。
【六一七、杀气一时作阵云（一）】
后人一说起科举制度，往往就对其不屑，甚至以为华夏之所以落后，便在于科举制度。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事实上，这个时代，欧洲所谓的启蒙思想家们，正在把华夏的科举制度吹嘘得天花乱坠，就如华夏在某些时间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一样。
当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们不得不依靠教会的修士来管事国政，甚至连法兰西这样的堂堂大国，都要依靠一位枢机主教来充任宰相之际，远在东方，世俗文官制度的光芒，就已经照亮了大地。而构成世俗文官制的基石，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给天下聪明人一条相对较为公平的竞争之途，打破了血统对于国家政权的垄断，让社会底层之人也有了一条合法合理的上升途径。正是科举制度选择出来的文官，维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使之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活力。
真正让科举制度起了相反作用的，乃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自从科举中进士一科固化到只考四书五经之后，这种制度的负作用才开始大于它的积极作用。
因此，俞国振在对孙晋说出自己的看法时，并非敷衍了事，而是极为慎重的。
此次被称为济南问答的对话，对于华夏今后建国方略有极大的影响，也埋下了华夏后来一次大动荡的导火线。
“我以为，华夏之灵魂，在于易经中的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此为华夏之别于夷狄之道统也，便是儒家，此八字亦是精髓，正因自强不息，故夫子日三省其身，正因为厚德载物。故夫子问道于老聃求圃于老农。至于发髻衣冠，诗词歌赋，尽为这八字所化。典章文籍。诸子百家，尽由此八字所出！”
对于这一点，孙晋微微点了一下头，并不觉得奇怪。俞国振既重用方孔炤，而且与方以智为友，他对于《易经》自然极为推崇，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意外。
“未来华夏，便是在这灵魂指引之下。以文官制、义务兵役制、义务教育制为基石。文官制使得专门之人理专门之事，不至于以血统传承权力。义务兵役制乃居安思危，野蛮华夏民众之身躯，强健华夏民众之体魄，培养尚武御侮精神。义务教育制则让百姓有按其潜力选择未来发展方向之机会，使人明礼，使人奋进，使人掌握改善自己生活的技能。”
孙晋听得这里。忍不住鼓掌道：“若能如此。则天下大治，至君尧舜，不过如此——济民，你究竟何时开科举，我已经迫不及待，欲见此盛世气象了！”
俞国振略微沉吟了一下：“我所说的科举。与鲁山先生所说的科举，怕非为同一事。”
“此言何解。难道还有别的科举？”
“我之科举，首先考的内容不再拘限于四书五经。更不会以一篇八股而定终身。要考学子之眼界、思维、数理，考其修养、处事、品性，考其潜力、志向、意志。中举之后，也不会立刻为官，而是为吏，于日常事务处置之中，磨励其精神，提高其能力。不曾为吏，便不可为官，避免其为胥吏所操控，更避免其身为主官，却不通事务。”
俞国振一边筹措着语言一边说，语速就很有些慢。最初时孙晋还是一脸兴奋，但听着听着，他的脸色就板起来，到了后来，干脆就是勃然大怒。
“如此科举，岂是科举？”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质问道：“这样考出来的，不读圣贤之收，岂不全是贩夫走卒，小人当道，国政岂有不乱之理？”
“贩夫走卒不是小人，农夫工匠不是小人，倒是当道的衮衮诸公中，小人比例至少一半。”俞国振微笑道：“鲁山先生，这便是我与东林的区别了，东林觉得，他们先天高人一等，是读了圣贤书的，故此认定，你们当天下之大任，天下兴亡，你们有责。至于贩夫走卒农夫工匠，只要不是读圣贤书的，便老老实实依着你们行事。而我却以为，百姓乃国家之基石，东林也好阉党也好，都是出自于百姓之中，不可忘本。”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话不投机，激烈的争执在所难免。这是俞国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指望自己能说服孙晋，或者说，他能说服的是孙晋这个人，却不能说服孙晋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此次谈话，也就意味着他公开向着孙晋代表的旧文人宣布，未来新的华夏体系下，他们将风光不在。
“济民，你这是与天下仕子为敌，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你若是一意孤行，便是建起你的华夏国，也必国祚不长久。良药苦口，良言逆心，你一定要三思！”虽然发生了争吵，孙晋告辞时仍然做最后的努力：“慎之，慎之！”
“鲁山先生，想必来此之前，曾得史道邻面授机宜吧。史道邻亲自到了钦‘州，据闻还见着了陈卧子，鲁山先生，方密之才是真儒，陈卧子算是半儒，至于史道邻么，与内宦阉人没有什么区别。”
俞国振这句话的评议，当真是尖刻至极，他也是吵出了真火，故此才有此语。
史可法去钦州参与上次协商会议，是俞国振暗中亲点的，对于这位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人物，俞国振虽然鄙薄其能力，看低他的人品，却并不轻视他的气节。因此，俞国振总想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够如同方以智一般，为被他称为“新儒家”的儒学与实学结合做出贡献。
在俞国振看来，千言万语不如实地一观，结果史可法匆匆的钦‘州之行，除了加深了他对俞国振的怨愤之外，却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触动。很显然，俞国振的打算落空了。
既然如此，俞国振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机会已经给了，没有把握住，那是史可法自己的事情。俞国振是一个引路者，是向导，却不是保姆，他在华夏处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凭借自己对历史的前瞻性而做出这样一番事业。他要考虑的，永远是华夏几百年的长远规划，而不是一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短时间内的生计。
送走了孙晋。俞国振在济南府又休息了两天，就在他准备再往德州之时，一个消息传来，让他彻底将孙晋到来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建虏动员！
崇祯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也是大明太祖朱皇帝所属红巾军烙月饼“八月十五杀鞑子”之时，动员完毕的建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