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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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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宁武关》⑨《祥 梅寺》⑩。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 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 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 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 ,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 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 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 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 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 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 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⑾ 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 。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 筱翠花⑿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 》。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 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 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 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 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 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 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 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 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 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 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 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 ,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 ,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 ,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 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 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 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 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 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 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涩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 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 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 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 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 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 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 ,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 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 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 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 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 。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 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 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 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 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 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 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 、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 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 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 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 。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 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 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 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 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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