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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