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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轮流做饭的，胡不会做，我也马马虎虎，好在人家澳大利亚的东西非常新鲜。放在锅里就熟，我也能勉强对付。最讨厌人的恰恰是胡，自己不干活儿，总爱背着手转悠，一到吃饭小眼睛贼亮，一筷子下去总是最经典的食物，他*的他英语极好，他是我大学的师哥。我的目的是注册公司，以为有了公司就大展宏图了，谁知澳大利亚的生意并不好做，这种几万元的中国人注册的公司遍地都是，人家注册是为了办移民，没有人真做生意。更不幸的是因为公司的股份争执，胡竟然大打出手，一下将我推倒一边，头正好磕在暖气设施上，血流如注，下面的皮箱上血点斑斑，我把股份让给他，签了字。然后写了一个纸条：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写完后一口吞了下去。励志！那时候，刚刚下海，不懂的企业运作手法，股份算个屁！
在澳大利亚，我学会了走长路，因为不会开车，而打出租是件很苦恼的事情，比如我住的地方是华人密集区，离悉尼市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假若周末去市中心去玩儿，马路另一侧的出租车排着对串行而过，有的甚至是空的，但绝不会有人掉头。而这一侧一个小时都不会等到一辆。唯一的办法是乘坐地铁。但是一旦要去的地方并不正好离近地铁站，公共汽车更是困难，只有走路。于是走几里路对我十分正常。常常是我走着，自愿会有一些老人们开着的车在我身边停下来，主动载我一段，开始我受宠若惊的感激，后来习惯了，知道澳大利亚的老人们都很孤独，帮助别人也是他们的一种乐趣。我开始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聊天。狗多，完全懂得过马路等灯，自动的。家用电器每晚夜间都可以拣到，我拣到过一套沙发，当时基本找到了偷东西的感觉。我扛着一箱李子，突然在马路中间撒了，一时间许多人涌上，帮我拣完后马上散去，容不及说声谢谢，帮忙的，不会有华人。公共电话是投币的，许多中国人知道将钱系一个小绳，投进去，打完在扽回来，绝了。电冰箱是自己的东西，出差怕同伴动了，忘不了将冰箱的门缝儿粘一根头发，回来断了，证明别人动过。还有鸡蛋，大头朝下记得很准。
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人们的表情的变化，包括已经定居的中国人，能够感到的最大轻蔑是当地人看见中国人坐在自己的餐桌旁默默的走开。悉尼的广场上，犹如中国的广东，看似同胞，询问事情，没有表情，装日本人。一转身，满口的上海鸟语。几个雄纠纠气昂昂的亚洲人走过来，西装革履，日本人的造型，只是胸牌的几个汉字醒目的难受：政委。
墨尔本的赌场，世界著名，不是为了赌，而是观光。豪华的赌场，不允许着装不整的人进去，男人必须衬衣，无领体恤是不行的。我只会玩儿老虎机，其他不敢涉足。据说职业赌家从不恋战，以此为生。许多赌场免费提供住处，所有人都显得十分绅士。恋战的包括政委这样的中国同胞较多，中国人富裕的象征。这些就是我所见到的同胞，事实上这样的人全都在那里发展了下来，而我，只能选择别的国家，离开澳洲，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签证的五年有效的。20万人民币水一样的被澳洲的迷人风光吞没了，业务毫无进展。事实上，我留下来的条件是很多的，无论是商业移民还是婚姻移民，我之所以义无反顾的离开并且没有再回去一次，主要还是因为心态，我或许对物质的需求和精神的享受永远带着我自己对感觉的独特诠释，我唯一的理由是我无法接受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也许不是理由，比如，那时国内还没有超市，我会在悉尼的任何一个超市的电梯上无由的伤感，这情形不仅是一次。超市的屠杀三天的鸡腿就被作为处理商品放在底下的架子上销售了（鸡腿在那里是最便宜的东西），而当时国内的大多家庭会被买上一只老鸡视为改善生活，这对我是一种刺激，尽管不是对比自己的家庭。但是，澳洲，毕竟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开始了一种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封闭而单纯的自负的怀疑，开始了对人文环境和人性根源的反思，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渐渐形成结论。
离开澳洲，我毫不后悔。
澳大利亚回来后，我开始办了一个咨询公司，通过朋友，我结识了北京的一家公司，老板叫王琦，流利的英语，与塞埔路斯使馆有良好的关系，他介绍了塞埔路斯的发展机会，同时可以办理有意去那里发展的人出国，由那里的律师楼发函。我公司负责咨询，协议签属后，我开始打广告，两周招了四十人，签证很快，三天就得全部完成。
我去了两次塞浦路斯，欧洲的旅游国家，中国人很少。飞机路经莫斯科转机，要等十七个小时。肥胖的机场宾馆服务员，总是不忘把楼道大门紧紧的锁上，害怕中国人逃跑。后来我嫁了萨沙之后也从来没有去过莫斯科，基本是当年锁我伤心的原因，尽管现在十分理解。这次出国，完全靠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闯荡，一个人。塞浦路斯的居民以希腊人为主，主要的特点，懒！这次是我自己租的房子，悠闲自在，不用和别人轮流值班做饭了，基本是自己买快餐来吃。去商场购物，最大的感受是当地人停车后从不锁车，我一直担心车会不会丢的问题，当地的一个马来人告诉我，你这是多想。看见过一次撞车事件，彼此的玻璃碎了，两个司机分别跳下车来，我以为是一场希腊式的废话开始了，但看到的是两人握握手表示歉意，然后分别上了车，各自走了。我惊讶许久。
塞浦路斯是海滨国家，与澳大利亚一样有着漂亮的海滩，到处是游客，但luó体浴场比澳大利亚开放，按摩小姐许多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女孩，自是一道风景。一具luó体，迎面走来，目不斜视，表情平静，这是任何一个欧洲人看起来十分正常的事情。对此没有任何感想，便是欧洲海洋文化的熏陶。塞浦路斯的烧烤极有特色，大大的烧烤炉将整个的牛腿放在炉里，拿出后削成带血的小块，穿成肉串，喝着啤酒，使我对塞浦路斯男人的肚子感到郁闷。但是希腊血统的男人非常顾家，一般比较温情。说心里话，我依旧不喜欢这里，让人沉闷和慵懒，尽管风景宜人，毕竟缺少一种明快，看不到一种节奏感，过于田园了。我不适应。
先走了几个人，未能进境，可客户的钱已经给了出去，包括一个北京的一个合作伙伴叫徐大昌，他的任务应该是监督王琦的运作。事实上他们都那我当傻子。问题出现后，只有退款，大约八十万，然而他们“人间蒸发”。一切只能我独自扛。我已经没有钱，唯一办法是把父母一生的积蓄赔出去，外加两套房子，再需要借一部分，先把问题解决了在说！这需要一个小过程，一时间，父母解决钱，我则天天安抚客户，手机24小时不能关。
这期间，有一个客户，我不能不重写他一笔，他只都过小学三年，但小有名气，因为砍断别人一根脚筋，被流放大西北，因为表现不错，成了管理2000人的头，办事很意气，长得像王志文。
一天，他约我到一家饭店，我只身前往，不敢不去。像电影上的场景一样，一张小桌，他的身后，坐了十来个人，胳臂上描龙刺风。
“我们要求退款”！他没有表情的说。
“没有问题”！
“要十五万，包括精神损失费”！他坚决的口气，直视着我说。其实我只收了他六万三个人。但看样子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有一种遭劫的感觉。
“可以！七天之内，但我有一个要求”我平静地说。
“讲”！
“钱给你后，我要用一段时间退别人，你要天天在公司跟我合作，安抚他们”。
“没说的，只是你有什么凭据”？他问。
“这是我的护照，我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是五年多次往返，随时可以离开，交给你，要跑我早跑了。”
我如约兑现。他也履行承诺，三个月后款退清。那期间，面对各类客户他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事情对我好了，如果哥们给面子别找她麻烦！”我不再去办公室，据说办公室一片狼籍，客户的脚丫子随意放在桌上，有人带着刀。现在我们仍然是好朋友，黑道上谁也别惹我！可那个时期，我出门总是左右顾盼，谨防跟踪。父母天天等我，回家一晚了父母就害怕出事。
麻烦解决之后，我开始负债，一贫如洗。那种日子怎么能熬过来，我并没有深想，反正日子一天天过着，我在努力。如果天不灭我，自然会有出头之日；天若灭我，我也早完了。这样想会麻木许多。周边的人如何看我，我不再关心，既然是成者英雄败者寇，一切也由不得别人的短期评价。何况现在的人现实的很。
人是有层次之分的。当年陈涉。吴广提出燕雀安知鸿晧之志，我不敢狂想。所谓落地的凤凰不如鸡。沉默是最好的解释。至于卧薪尝胆，韩信跨下都算不了什么，无奈的时候，不如此有怎样？没有到霸王别姬的程度，就应该身体力行的“上下而求索”。而不能只轻叹“一江春水向东流”。
做生意应多参照刘备，该忍则忍，该施则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三国中，那么多名将都在他的麾下，特别是诸葛亮的草船借剑，用在生意场上可谓经典。这离不开刘备的心理学和控制论。
自古以来，凡成大业者，必须心胸博大，承受力强，感情可以丰富，但气势一定要辉煌。这不叫阿q精神，阿q是不自觉地无视周边的一切，而这种境界是正视周边的一切并求同存异，淡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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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言：孙丽
自从赔了钱，连家里的房子也卖掉了，只能租房。一年搬了四次家，年迈的父母像撤退的伤兵。这期间父亲咳嗽的厉害，经查，癌症。必须在他有生之年让他住进新的房子，我暗下决心。但是我当时口袋里只有200元人民币，一则广告让我眼睛一亮，交一万元定金可以在银行作按揭，之后再交首期款。好了，我有了办法。
借了一万元交了定金，利用自己的公司做了担保，办理银行手续，一个月后银行通知交首期款，这之前我与连云港的一个朋友谈好，用我的房屋合同作抵押借十四万做生意，他答应了我。我选择了一个周五的时间，拿了一张空头支票，来到售楼处，售楼小姐毫无经验，居然盖了票，签了合同。我马不停蹄赶往连云港，周日回到天津，周一早晨现金进帐。找人简单装修了一下，搬家。
父母不知道我的玩儿法，以为我赚了钱，他俩高兴，儿子快乐，我心酸。后来我如约还款，房子一直住到今天，130平方米，三室两厅，价值四十八万。父亲只住了三个月就去世了。父亲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但他知道我忙，为了还清债务。父母一生的积蓄都被我陪掉了。他撑着虚弱的身体，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做放疗、化疗，医生总是问：病人呢？父亲说：是我。到了后期，他住院了，那时已经说话都很困难了，我陪着父亲度过他生命里的最后三个月，钱从那里来？且不说债务缠身，几乎每天我都坐在病房外的楼道台阶上打电话借钱，电话号码本全翻烂了，那上面的电话号码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