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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
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
大众都爱尔的新声，大众正赖尔去唤醒，
问海神尔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
聂耳啊我们的乐手！
尔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尔音乐的报酬。
对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大家努力争取光明的明天，作为对于我们死去的天才乐手最好的“报酬”吧。
（原载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月夜访大场战线》
因为大场之线一时颇为吃紧，为着理解前方实际情形，我们在参加了一个战时风景线之一的结婚宴之后，上了友人××君预备好的车。到前线去视察是朋友们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当时有八人之多，但车子实在无法容纳，结果去的是谢冰莹、熊岳兰、胡萍三女士，刘保罗、蒋先启、范长江诸先生和我。（冰莹在前线服务，以患喉疾暂时到后方休养。）送亚子先生归寓后，车子出了租界就直开战地。沿途从美丽的近代住宅到农民的竹篱茅舍，多被敌机轰炸得梁摧栋折，瓦砾成堆。
××路一带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们驱车纳凉绕过这儿，现在夹路杨柳在战火中也憔悴得可怜了。过某地后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坏了，车子得绕小路，我们都被簸起一两尺高。感谢“名车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们没有演覆车之祸。至某地，战垒相环，皎洁月色中隐约见我守土战士银色的枪尖，和严毅的脸色。遥望东方天空，火柱高数十丈，红碧相映，当是我民房中敌弹燃烧。路上有许多运输兵，匆匆走过。有的没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们的辛苦可想。车子在进行中已可闻更清晰的炮声，先启告诉我们，回头车子得经过一段公路，适在敌人弹火距离以内。这使我们紧张，但也使我们高兴。胡萍女士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同车的人也热烈地应和起来，我们雄壮的歌声冲破了这严冷的沉寂。进行着的增援的弟兄们不免掉转头来注意我们。当日替电通公司写 《风云儿女》
的剧本，丢下了半支《义勇军进行曲》，连《铁蹄下的歌女》也来不及自己作（后来是许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狱了。在金陵狱中读友人送来《电通画报》，才知《风云儿女》已开映，但决没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为全国抗战学生青年和士兵同胞传唱，成为一种“具体的力”。这虽主要的在于聂耳先生优秀的作曲，自己也觉得对于鼓动抗战做了一点小小工作，颇为安慰。冰莹告诉我们，前线士兵极欢喜救亡歌曲，他们每学会了一支歌就非常高兴，希望我们有人到前线去教他们。特别是在他们退下来休息的时候，一支雄壮的歌可以恢复他们的疲劳，鼓起他们再战的勇气。
和我们同乡宋军长握见的时候，前线的炮火正是非常紧密。地面是那样震动着，檐灰是那样落着，但在黄昏的烛影中，我们这青年将军却真是孙武子说的“其静如林，不动如山”。我问大场的情势如何，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你听，今晚我们全线反攻了。”
宋将军是我们湖南湘乡人，承受着曾涤生以来沉毅的传统。但他却并非木讷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诚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首先说敌人的战略在北方企图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华北的计划，在上海是攻下大场，压迫闸北各线我军后撤，他可以对国际宣传“占领了上海”，然后和我们讲条件。但很抱歉的，我们不能使他如愿。某路军在山西已经立了许多战绩了。我们以地势不同，虽不便于运用游击战术，却是用全力堵住敌人的进攻，决不轻易放弃一寸土。他非常正确的说：“打仗不决定在地形而决定在战斗意志，有斗志则任何地方都可战可守，无斗志则天脸也不能守。”
因此他坚决否认我军会轻易上海另觅更坚固阵地的谣传。
不过他也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他以为若不迅速动员广大民众，上海战线能支持到何时却是一个问题。最具体的是战斗员补充的问题。照他的估计，八一二以来敌人死数当在三万以上，最近十日间的恶战，敌人伤亡至少有一万六七千。但因火力关系，我们当然也有壮烈的牺牲。我们希望的是各地壮丁不断的来，经我们三两月的训练，可以使他们迅速地成为民族战士。
他也希望全国文化人能多多帮助这一动员民众的工作。
因为战事是那样的紧张，我们不敢多谈，就匆匆地辞出了。因为要送先启回××处，我们绕道××，在月光中看见了那破碎了的学府××大学，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国防联系得更紧的。漂亮的黉舍徒然做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我们应迅速建立并开展不可轰炸、不可击败的精神教育！
我们的车子所经，有时虽在敌人大炮射程以内，却没有遭受射击。沿途看见许多由火线上抬回的伤兵，有的血还从抬架上流着。我们恨不得去招呼我们战士的创伤。最使人血肉飞舞的却是那整千万络绎于途的援兵，他们那种英勇沉毅的姿态使我们忍不住向他们欢呼，女士们甚至从车子里站起来，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从车窗里扬着巾子叫着：“祝你们胜利！”
冰莹说：“祝胜利他们或者不大懂。你该说打胜仗。”于是胡小姐说叫着：
“弟兄们，我们全线反攻了，祝你们打胜仗！打胜仗！”他们有的也扬手回答：“打胜仗！”但大部分都给一种“神圣的森严”压住了。一个个的“衔枚疾走”。这使我们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抗敌救亡真不是儿戏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死活斗争！
长江约我们去看××，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婉谢了。回到租界，但罗唆一通也通过了。下车后我忽忆××君之约，赴××饭店去会他。那时舞厅的霓虹灯还没有熄，舞场内正奏着醉人的音乐，一些青年男女们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劲。使我深深地感觉得租界的寓公生活与“民族的感觉”不并立！
（原载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救亡日报》）
《鲁迅翁逝世二周年》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称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迅翁。
鲁迅逝世第一周年忌作于上海去年的今天，在上海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在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的革命文化人没有忘记用他们最真诚的泪纪念一伟大的民族作家之死。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祭坛上金黄的菊花至今还灿烂在我的心眼中。那天我去得稍迟，没有进门就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沫若兄的演词正达到最高潮：
“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
这一警句无疑地引起了这一群文学青年的热狂，接着我们听了冯雪峰、周建人、郑振铎诸先生的高论。我也被介绍着很兴奋地述了我的感想，并回顾了一下我所知道的鲁迅翁的生平。但我以为鲁迅翁是那样重视文学界的组织的。在抗战已在壮烈进行之际，文学界的救亡组织远落在其他文化部门之后，应该是我们的耻辱。我以为应以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
这提议大体上是实现了。没有几天之后，鲁迅纪念会在浦东大楼盛大地举行。当场发起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推举了负责人，成立了协会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功可以说颇足以慰鲁迅翁“在天之灵”的。但正在工作开展中，我们的战争是那样的日益紧张。尤可痛心的是，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中，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也依然激烈地进行，直到上海陷落为止。对此现实，甚至使一般中间作家也痛心疾首。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在这样内部矛盾中告一结束了。
——每因鲁迅而谈到此会的经过，当不能不为之黯然。
后来，抗战到了第二期，人们都来到了武汉，从动摇悲观中透露了光明的希望，也巩固了文艺界内部的团结，改正了上下对于文艺政策的认识。这样，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终于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成立，真正包含文艺界的各流各派，各流各派又毫无保留地统一溶汇在为抗战建国而奋斗的总的旗帜之下，并且提出了“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的有趣的口号，表示了她的战斗化大众化的新精神。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象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
抗战是一个大的铁锤，它把许多青年锻炼成钢铁般的战士，也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人打落在铁砧下面了。至少它使每一个人获得了应有的醒觉。从前在文坛如象在“政海”一样蠕动着一些专闹小的意气斗争的，现在大体上也成了狂风后的落叶了。有些假的面孔在这一巨潮的冲刷之下也都露出了真形，拿日本方面说，我们知道鲁迅翁在日本也有许多崇拜者。尾崎咢堂翁最近在《改造》上这样说：
品评人物很不易，品评民族自更难。
平心而论，日本不是世界第一的民族。
日本来曾遗下世界的事业，亦无世界的巨着，在中国方面反有惊天的大事业，亦有伟大的着作。
鲁迅翁的《阿Q》等等在日本也被列入“世界的巨着”中，而且经其“第一流作家”之手翻译出版，获得广大的读者。然而这许多名作家，甚至名 “左翼作家”，在当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象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象他一样的与压迫、侵略者为敌。及至八一三以后，除极少数坚贞之士外，他们有的公然做军事法西斯的应声虫，无耻地称此次侵华战争为“义战”。有的，更积极地到侵略的前线，找他们的所谓文“种”。最近以前，由菊池宽及鲁迅翻译者佐藤春夫们秉承日军之意组织所谓“钢笔报国会”，参加者“左”右翼名作家三十余人，由日海陆军当局予以便利，参加所谓“武汉攻略战”，到田家镇以后，以不堪前方危险困苦，鼠窜而归，便是好例。鲁迅翁的作品被介绍于此辈之手，肥此辈之口腹，真乃不幸之事。
象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前面，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磷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
鲁迅作品的戏剧化以《阿Q 正传》为最早，也以它为最多。我也曾步大家之后做过小小的尝试。而且已于今年春由“中旅”的朋友们在汉口天声舞台上演过了。我虽曾竭力使之现代化，但因成于抗战以前，无论如何总有不合式的地方。鲁迅翁的阿Q 写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 写的是抗战以前。那中间有一些问题现在显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赛金花》一样，今日的确已经没有磕头外交了。我们可以说自从抗战开始，中国农民的阿Q时代就告终了。然而阿Q 性既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还要出来作祟，因此肃清国民心中阿Q 性的残余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记得《阿Q正传》在天声上演�